21年准备辞职离开香港时，跟公司经理聊天，提到为什么要走，"港府真的太差了，实在顶不顺，换个地方生活下。"
至于为什么差，在于两制的第二制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变成原来两种制度的缝合怪，不如原来的第二制，甚至不如一制。
在回归以后2020年之前，香港依旧是一个依照英国普通法系加自由资本主义加高效小政府的金融中心自由港。对于建筑工程中的安全问题主要依靠市场调节机制，需求方按照自己的安全标准寻找有资质的服务方，重视安全的工程公司更容易拿到高价合约。双方遇到纠纷时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若出现先前判例中未出现的情况，议员通过提交法案立法的方式进行规范。
而过了2020年，普通法系上套了个壳；高效小政府逐渐向大政府转变，以压制反对声音；自由资本主义上又加入了一些政府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元素；议员凭忠心上岗，法案通过率变高但对于社会问题关注度下降。
社会的运行机制变化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调整，国内在两千年前后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伴随很多生产安全问题，豆腐渣工程，矿难等不一而足，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减少很多，主要依赖调整后更完善的监察机制，以及事故发生后快速追责的机制，使得地方主政官员不敢懈怠。
香港的运行机制变化也会带来各种阵痛。当政府规模扩大，首当其冲的是财政系统，扩展的责任要求政府为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连带公务员队伍规模要增加，在政府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应对激增的支出。其次，扩展的行政部门职责需要替代部分原有立法执法部门职责，对应政府部门的人员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去完成监管和追责。最后，在一个小政府自由社会中，各种民间组织在政府失位的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社会提供极强的韧性，而扩展的政府会在更多的领域内与民间力量产生龃龉，如何界定政府和民间力量的职责范围，减少双方的对立，也是新的运行机制下必须考虑的一点。
而对于新机制的艰难探索会以各种社会事件表示出来。财政压力体现在疫情后的多年财赤，卖不出地，政府内部订购弊案等等。监察部门失职可以从这两年大厦修缮过程中使用不规范物料，不当的安全标准，工程围标体现出来。而灾后关爱队和民众自发救灾过程中发生的矛盾也是政府和民间龃龉的体现。
我们看到的这些弊案，火灾等等，都只是现在这个运行机制不健全的病态香港的症状之一。病不治好，北部都会大屿山都没财力支撑建设；竹棚也好钢架也好，违规的建材不当的操作流程也能一把大火将几千户居民辛苦一生的资产付之一炬；民间对政府的不满也不会因为更严厉的法条而停歇。
倒转回21年，那时候特首和港府踌躇满志，心中满是对未来自己大权在握再无人拉布的期冀，开始在很多领域大包大干起来，强迫一个小政府迈着扯蛋的大步向未来前进。
一些人选择离开，但毕竟还有七百万居民留低生活下去。希望香港能尽快找到适配自己的新机制，不要再让市民承受类似的伤痛，不要让我们这些曾经的港漂面对自己工作生活过的城市的残垣断壁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