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面和下面早就割裂了。
最开始，乡里没有多想，按要求在乡里主要的街道上摆上了分类的垃圾桶，然后赶集时候发发传单，搞搞宣讲，毕竟又没有给多余的经费，农村都是留守老人居多，目前情况也就只能意思意思。
可是上面来检查时候，不光检查这些，他们会入户，问那些留守老人：
什么是垃圾分类？那些是厨余垃圾？农药瓶是什么垃圾？厨余垃圾是哪些吧啦吧啦
于是乡里才明白了意思意思这个事是过不去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很具体了。
乡里开始挨个村安排人“补课”。不是讲为什么要垃圾分类，也不是讨论这事在农村到底怎么落地，而是先把检查可能问到的问题列出来，一条一条对照。
哪些是可回收物，哪些是厨余垃圾，农药瓶算什么，电池算什么，问到就照着这个答。
问题在于，很多老人连字都不识，更谈不上理解这些分类逻辑。解释多了反而更乱，还容易答错。最后只能换一种方式：不求理解，只求记住。
一句话一句话教，反复教。
教到后来，有些老太太已经能在你刚开口问“垃圾分类”时，就下意识把那几句话顺出来，比城里人都懂什么垃圾应该扔什么垃圾桶。
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按照背的内容做，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
久而久之，基层对很多工作的理解，都会变得非常具体——
具体到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套应对流程。
哪个时间节点要有动作，
哪个阶段要留照片，
哪些对象可能被问到，
哪些不合理的事情能被弄出看起来合理。
很多工作难就难在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世界——
一个是文件里的世界，一个是现实里的世界。
文件里的逻辑是完整的、顺畅的、理所当然的；
现实里的情况是零散的、复杂的、经常不按预期走的。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落差，不会被承认成“问题设计本身有偏差”，
最后只能由最下面的人，一点一点补齐。
能不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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