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
前些年余汝信出了一部“张宗可年谱”，受限于余本人的关注方面（张氏最后十年）对张宗可政治活动的书写，是“前面几十年一笔带过，最后十五年大书特书”，侧重于张宗可如何在六十年代种种风浪中翻云覆雨。至于对在“建国以前之张宗可”，写的很不健全，
这方面尤其是对“张宗可在土改运动”，几乎是一笔带过，只提了大致活动与一两桩糗事，连刮“左”风的事迹也未提及（当时新闻报道称张家在解放区土改主动献田，但这根本就是编造，报道里的张家长辈早已去世，成了“死人献田”，《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批评，来了个“特别通知，张同志父母死了！”）
很显然，余老先生所编写年谱里的张宗可，大体还是承接了一贯以来的“刀把子张宗可”形象，突出张氏如何整人，如何发言，但这样的形象毕竟早让看腻味了。打从八十年代“张宗可外传”发行以来，这一张氏形象就深入人心，以至于连“笔杆子张宗可”的形象都会让人感到惊讶。
可一人有多面，一个“老革命”，可以是“刀把子”，也可以是“笔杆子”，还可以是“教员”。我们要说，张宗可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领导、参与过的工作，绝不止是“朝内的刀把子”，还有在土改运动里担任教育“下一代”的“教员”，他的“学生”来历不小，正是“杨永福”。
在1946年开始的土改运动中，中央曾组织“土改工作团”，这一工作团正是由张宗可领导。在其率领下，工作团于晋绥发明了“化形地主”的土改方法，重振发展了过去查田运动中“倒查剥削历史”的做法（查田运动是革命前三年是剥削阶级的仍视作剥削阶级，化形地主上升到倒查三代）大搞土改整党，提出了“搬石头”的工作办法（清理抗拒土改的干部）
查“化形地主”是“没有敌人创作敌人”的办法，“搬石头”运动是“亲者恨仇者快”拿自己人开刀的猛术，再加上张宗可的“刀把子”历史，这就让今天的党史叙述，时常张宗可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视作一个“左”的代表。
那么，这么一个“左”的工作团里，有哪些人呢？比较出名的有张宗可的老婆曹轶欧，四方面军妇女团出身的张琴秋，不太出名的有曾彦修、于光远，最特殊的一位，就是杨永福——据师哲回忆说法，杨永福是其父亲自点去参加土改工作团的，目的就在于向张宗可“学习”，而杨永福也对张颇有好感，感到自己是确实从张宗可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1946年11月，师哲到晋绥根据地兴县那里办事，途径土改工作团驻地郝家坡，居住一夜，次日清晨杨永福来给他送行，二人边走边聊，杨兴致勃勃地对他说：“他跟着【张宗可】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并且杨还按张宗可的意思，每周给父亲写一封自己参与土改工作的汇报信，信里自然也是对张宗可领导土改工作的肯定。
很显然，就像师哲在《峰与谷》里所写的那样，张宗可一贯见风使舵、迎奉上意，领袖的三婚妻子是张宗可介绍去的，两个儿子是张宗可在苏联照顾的，现在就是长子的“斗争教育”，也成了张宗可谄媚上级的机会，让他当了一回“教员”。
“粗暴”
这种“张杨蜜月”的持续时间，大致可以确定到1947年、1948年左右，今天能看到种说法，叫“杨永福怒斥张宗可粗暴”，“粗暴”，这个对张宗可的评价可以说很少见，大家印象里的张宗可都是阴谋家、野心家、整人高手，一贯是两面手段、暗藏心机，怎么也有被认为“粗暴”的时候？
这个“斥责粗暴”的故事，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流传比较多，采纳的也相对多，说的是1947年在渤海区做土改整党工作时，张宗可听下级汇报讲老百姓出卖我军的斥候给国民党，大怒，当场拍桌子说要派兵把那村子给炸平，杨永福在场，当即反对，说这是不讲政治立场。
采纳了这个说法的，大致就是新宇少将当年写自己伯伯生平事迹的书籍[1]，里面讲1948年5月杨永福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和父亲聊渤海土改的经历，讲到了“炮打全村”的事，说杨永福当时同父亲表示“张宗可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风度。”其父则回应“我们还是要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表示张宗可归根结底是好同志。
少将是如何得知自己大伯与爷爷的“密谈”的？可能的“创作素材”是土改工作团成员于光远的回忆录《朋友与朋友们的书 初集》。在“杨永福的故事”一节，于光远回忆了自己所知的杨永福，内里就讲了“炮打全村”的事，比少将写的更清晰，指出杨永福之所以反对张，不单是一个“粗暴”的问题，而是认为决不能对群众动枪动炮，这是没有政治立场，作为革命领导者，更不能说这种“没有原则的话”。
“他说，村里面还有我们的百姓，怎能用炮去轰?我们对他说，……是在说气话，他并不真的主张炮轰这个村庄。……反驳我们说，气话也不能这么说，一个……委员怎么能说这种没有原则的话。”这话让于光远等“老同志”顿感面上无光，哪里有喊着为人民服务却对人民动武的道理呢？在场的老干部觉得自己确实是“不对”的，不过这里面有没有张宗可，那就不好说了。
于光远回忆的“粗暴”，指的是张宗可只讲“组织”，忘了群众，见到吃了亏就想报复，连老百姓也要整，是只顾眼前而丢了政治立场。而在另一个工作团成员的回忆里，这个“粗暴”要直接的多，不是炮打老百姓，而是渤海整党里整人的粗暴。
别人下不去手整人，张宗可来整，别人不愿整人完成政治任务，他就来指挥完成政治任务。这是“粗暴”的第二个版本。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于是总指挥换成了……。他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被他斗下去的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通过……，我们感觉到一些。当时我们叫……为康老。……当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一个……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2]
“家臣”
两相对比，都是批评张宗可“粗暴”，说张宗可作为一个高级首长不能这样做，但细究起来，所折射的又有所不同：说一个高干不该喊着对群众打打杀杀，这是坚守一切为人民的政治原则；说一个高干不该拿组织同志开刀，这却是显得“运动”经历少了。
可能就像后来一些人推测的那样，由于“复杂的历史经纬”，这个故事必然要有意无意被添油加醋，进行一些修改，好突出张、杨二人的不同，是所谓“免不了都要加上一些贬责性形容词”。不过总而言之，两个故事体现的，也都还是张宗可“能整人、敢整人”，与其惯常形象并不冲突。
再说回“杨永福不满张宗可”的事情，结合起于光远的回忆，我们或许也能猜测一下张杨两人出现不和的“家庭因素”：据于光远所说，杨永福对他的“后妈”十分不满，张宗可想要劝说杨永福接受，但杨不从，“总不能完全服气”。
在工作团里，直来直往、开朗健谈的杨永福从不和同志聊自己的父亲，对家事只字不提——有老同志去问过张宗可，张宗可透露了杨永福为家事烦恼的情况，工作团里也很快传开，“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相信他回国后关于家里的事一定讲了什么，受到过批评教育的说法。父亲娶后母，儿子不满的情况，是家庭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
印象里曾有人评价张宗可，说他是个“领袖家臣”，以此观之，倒显得有点“恰如其分”，一个下属如此参与上级的“家事”，说教上级原配之子接受“后妈”，这有点像过了界。当然，对张宗可来说，这也是他迎奉上级的一贯手段，他不止把李氏介绍给了上级，在还一度想给上级的孩子找“爱人”。
作为当时首长的翻译员，阎明复曾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张宗可》[3]，内中就提到了1959年随张宗可到苏联莫斯科某疗养院内探望岸青的事：张宗可先是主动说要去探望岸青，让大使馆准备“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要带过去，又在路上同阎明复聊起自己早年如何照顾兄弟俩。阎明复听出了弦外之音，张宗可是“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领袖的亲人。”
这番话当然也不假，早在三十年代身处苏联追随王明时，张宗可就“两头下注”，一面配合王明整人，一面把杨永福兄弟俩带到莫斯科生活，他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好伯伯”的角色。1959年，深陷精神疾病的岸青见了张宗可，也认得这是“伯伯”。
一阵寒暄后，会面结束，可刚出了门，张宗可就又和阎明复聊起来如何更好照顾岸青——苏联条件好是好，但到底不如国内，他是领袖之子，回了国待遇肯定比在莫斯科高，到时候还能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一个过去主管政治保卫事务，现在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这么关心上级家事做什么？只能说是张宗可确实是开发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进步”道路，各种要害工作不让他抓，他就拿关照上级家人来表忠心，今天有些人捧他是什么不近人情的“党鞭”，我看恰恰相反，张宗可是太懂人情世故，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要他来干事他就干，要他收敛他就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