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位经济学家，说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观点。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11月6日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的一场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的演讲。
刘元春指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偏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
刘元春的演讲话题直指当下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有效需求不足。
居民爱存钱导致不消费？刘元春先是直接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的核心问题在于消费率过低，也就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
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4.3%，而一般发达国家为80%左右。
刘元春还援引数据谈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更低于美国（68%）、英国（64%）等国家。
由于总消费率偏低，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不到4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左右。
但政府消费相比发达国家却占比较高，达到30%的水平。
总结一句话就是：无论跟一些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还是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跟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都偏低。
消费不足还有什么具体表现？刘元春提到的关键点在于：消费增速快速下降，与GDP增速不匹配。
刘元春认为，这表现在分配的结构性不均衡：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居民部门占比60.6%，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24.7%，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24.7%，高0.1个百分点。
初次分配其实就是指到手的工资，劳动所得的报酬。也就是说，居民的工资收入太低了。但是相比之下，居民劳动产生的价值被企业拿走的最多——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其次是政府拿走的——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一些同等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也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但企业和政府拿走的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关于消费不足的原因，刘元春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
除此之外，刘元春还讲到一点——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
基尼系数，就是反映贫富差距的系数。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导致大部分人的收入偏低，然而大部分人才是主要的消费者，于是他们的消费能力下降就直接影响了整体的消费。
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到底该怎么解？
刘元春认为，刺激消费的政策或者降低贫富差距，都无法“治根”，根源还是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国有企业改革。
也就是说，政府要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不再是那个“以领导地方投资为主的经理人”，而是“为市场经济主体、为居民进行服务”的角色。
刘元春建议，政府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提升，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
国有企业应当怎么做？刘元春认为必须加强国企、央企利润的国民分享，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在这里，刘元春涉及到了经济结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命题，那就是传统的“重生产不重分配”，以及“重投资不重消费”的情况需要改变。
因为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模式中，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这个痼疾却愈演愈烈，这也是最近几年经济降速之下，新的增长驱动点迟迟没能显效的原因。
高新制造业发展、产业升级转型虽然都在进行中，但根本性的问题也需要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得到解答，那就是——生产的东西到底卖给谁？以及生产赚到的钱究竟怎么分？
唯有让中国居民在初次分配当中的差距得到弥补，消费率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才能形成真正的内需市场，让升级的制造业能够把产品卖给国民自己，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
否则，如果还是“世界工厂”，还是重点把产品卖给全世界，自己的消费却迟迟不能提升，经济最终会面临风险:当全世界供应链“脱钩”，出口难以得到保障，就会拖累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民众的富裕和生活幸福，如果现在的分配局面得不到根本性改善，本来就是和发展的目标相背离的。
所以，促进分配公平应当是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最重要方面。
刘元春的身份是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必须为他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