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大家普遍视作单纯的坏事。但我们辩证地看，会发现它只是一面镜子，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从纯粹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们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也在明显下行，现在的劳动力供应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充沛。过去每年新达到劳动适龄年龄的人口远比现在要多，近年来达到劳动年龄的新就业人口其实是处于阶段性的低位。
但是，为什么现在看上去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愈演愈烈？这当然有时代背景的因素，而且我们要承认时代的进程总是要大于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大学的扩招。
很多人都在埋怨大学扩招，认为如果不不扩招就业难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但这很大程度上是掩耳盗铃，因为其实大学扩招是把就业市场固有的结构性的问题给暴露出来了——因为虽然过去新增的劳动力供给更多，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子承父业、继续务农，还有不少人都做着很基础性的工作，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上大学留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从事体面的工作。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人都把这种畸形的就业结构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
在大幅度扩招的2010年代之后，转折似乎是集中出现了。2018年以来的贸易摩擦、地产行业调整，再到2020年的疫情冲击，以及2022年出现的人口总量拐点对内需的抑制——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形成共振，终于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集中爆发。
对此，一些官方媒体也好、民间声音也罢，总是喜欢后知后觉地说：大学毕业生不是真的就业难，而是有的岗位他们不愿意去，所以这其实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其实就是把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理所当然、不以为意的畸形的就业结构摆在台面上了。这种就业结构就是严格分三六九等的，就是有巨大的收入、体面程度乃至社会地位的差距。只是因为大学扩招，使得新供应的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叠加多种历史因素的共振，最终受教育程度的结构与就业结构才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
人口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人口红利，很多人把这个词当做一个非常负面和情绪化的词去看待，其实它就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就描述一个经济体人口年龄相对年轻、劳动力要素中数量要素贡献相对更大的时间段，这也是一个客观上会经历的历史阶段。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把这个词打上了负面标签？其实归根到底，不还是因为国内的就业市场存在的严重的结构性歧视吗？尤其是对基层劳动者而言，就业市场太过不友好，无论是从收入、体面程度还是社会地位来讲，基层劳动者都受到了过大的挤压。但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熟视无睹，直到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成规模地要进入就业市场时，所有人似乎才是如梦方醒。
所以我认为其实认识问题、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果连直面问题都不愿意做到甚至掩耳盗铃，那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
现在大幅度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这一代人开始直面就业问题、社会开始惊呼大学生就业难，从辩证的角度看我觉得对于更广大的基础劳动者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至少这些岗位能被看见了，至少这些岗位的苦、累、低收入、没地位的情况，终于不再是被置若罔闻的了。
所以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摩擦性也好、结构性也罢，其实最终一定是通过推动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改变才能得到解决的。唯有基础劳动者的处境获得根本性改善，当每一种诚实的劳动都能获得多方面的尊重，大学生就业难的所谓结构性、摩擦性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否则，无论每年大学生毕业规模的数字有多少、乃至将来下滑到千万以下，实际上都依然会有所谓结构性、摩擦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