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个问题代表着团结史观的困境，倒不如说是革命史观的崩解，或者说当前我国的主流思想的混乱在历史观上的体现。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封建王朝压根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对一个人或者说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标准极为不言自明：这个人在这件事中做的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这件事究竟是让人民生活地更好还是更坏？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是否整体上更加英明？吏治是否得到了改善？
这个问题甚至在满清都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乾隆在紫光阁悬挂的功臣像里面，甚至有满洲高级军官模仿岳武穆的手势；里面还有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帮着满洲兵打厄鲁特准噶尔蒙古的阿玉锡；满清修明史，还有贰臣传。
因为标准非常简单，一个人可以背叛族群民族种族，但是不能背叛皇帝，不能不忠 ，不能做伤害自己家庭的事情，否则他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不是一个仁义礼智信的人。
在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在一个新的标准下，以另一种形式变得没有讨论的必要，即这个人、这件事，究竟有没有背叛组织，背叛党，有没有给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带来帮助？民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被直接覆盖。就像毛主席对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区分一样。
这个问题现在成为了一个问题，还被争论，本身就代表了现在的中国思想的混乱。我们的传统文化下的评价标准被打碎了，我们的革命思潮下的评价标准被打碎了，但是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和标准被建立、接纳和公认。
这个问题能成为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足够多的东西。真是太遗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