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中国的特例。就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口都呈现波动状态，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饥荒、疾病、战争等社会性灾难，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起伏。在乱世结束后，社会变得安定，战争不再发生，治安也渐渐变少，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尤其是中长途贸易出现复兴，大部分人免于饥荒或瘟疫的侵袭，新出生的年轻人口为社会带来的活力，总人口数量上升，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更强。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人口增长对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抢劫、偷盗变得更频发，富人和贵族竭力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部分人口过于稠密的地区在歉收的年份会发生逃荒，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同时，君主们也盘算着依靠自己越来越壮大的军队征服邻国，这引发了战争，战争状态下饥荒、瘟疫更有可能发生，贸易中断，经济活动陷入停顿。无数人死于疾病、饥饿、战争与各类犯罪活动。当各个国家都筋疲力尽，战争结束了，处于凋敝状态的社会开始缓慢复苏，又一次开始循环
当然，古代国家并非处于绝对停滞的状态，从汉朝到明清，从古罗马时期到工业革命前，无论中国还是欧洲，人口总的来说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即便忽略美洲作物带来的增长，农业技术的有限改进与对边缘地区的开发也增加了总的人口承载能力。这便是古代人口结构总的趋势
从15到18世纪，一切都随人口的增加或减少而变化。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人口会增多。人口增长的压力越大，人们做出的建设性反应也越多，这是无声的命令。当然，战争和争吵、海上和陆上的抢劫也跟着泛滥；军队和武装团伙日益膨胀；社会比平时创造出更多的新富人或特权者；国家的繁荣既为人造福又留下创伤；人们比平时更容易达到可能性的边界。以上都是常见的征兆。然而，我们不宜无条件地赞誉人口的激增。它有时是好事，有时是坏事。随着人口的上升，人们同占有的地域、拥有的资源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人口在增长过程中要跨过几个“临界域”，每跨过一次，它的全部结构都势必改组。总之，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划一：过重的人口负荷往往会—在过去则始终会——超过社会的食物供应能力；这个在18世纪前纯属老生常谈的道理，今天在某些落后国家还有其意义。生活福利看来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因为，每当人口激增，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食不果腹、穷愁潦倒、离乡背井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疫病和饥荒（饥荒带来疫病，疫病伴随饥荒）在需要养活的人口和困难的食物供应之间，也在劳动力和就业机会之间恢复平衡，而这些极其粗暴的调整正是绵延几百年的旧制度的重要特征。
如果要在西方的时钟上提供几个确切的时刻，我想指出：人口在1100至1350年之间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另一次是从1450到1650年，新的一次从1750年开始，此后不再有倒退。因此，关于人口增长，我们就有三个可以互相比较的大阶段，本书着重研究的前两个阶段都紧接着发生退潮，1350至1450年的倒退极其急促，1650至1750年的那次较为和缓（与其说是退潮，不如说是减速）。今天，落后国家中的人口增长虽然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但幸而不再造成大批人死于非命（至少从1945年以来是如此）。
每次退潮都解决一定数量的问题，消除一些紧张状态，使幸存者享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所谓恶病恶治，但毕竟行之有效。16世纪中叶黑死病流行，接着又瘟疫蔓延，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但等这场浩劫刚刚过去，遗产便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只有良田才继续耕种（费力少而收成高），幸存者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全都提高了。一个新时代因此在朗格多克开始：从1350到1450年，那里的农民及其宗法家族有大片空地可供支配；树木和野兽侵入过去欣欣向荣的乡村。但是，人很快又大量繁衍，夺回被野兽、荒草侵占的家园，清除耕地中的石块，铲除大小树木。人口增长又成为负担，再次制造出贫困。从1560年或1580年起，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人口又出现过剩。单调的历史重新开始，计时器的漏斗倒转了过来。人只是在片刻间得到幸福，等他刚刚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
可是，这些漫长的波动现象在欧洲以外也可见到，而且几乎发生在相同的时刻。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西方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等地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厄内斯特·瓦杰曼历来持这样的主张。共时性在18世纪显而易见，在16世纪也有很大可能；至于13世纪，人们可以推测，从法兰西的圣路易王朝直到遥远中国的蒙古王朝，存在着共时性。于是，问题的提法就改变了，问题本身也一下变得简单了。厄内斯特·瓦杰曼得出结论说，人口发展的原因与经济进步、技术进步和医疗进步这类原因是大不相同的。
总之，从陆地一端至另一端的这些程度不同的共时性波动有助于我们去想象和理解千百年来人类各群体间存在的相对固定的数量关系：此群体等于彼群体，或比另一群体大一倍。知道一个，就能测算另一个，并依此推断出人口总数，虽然这种计算必定包含误差。这个总数显然有重大意义：尽管它很不确切，势必有误差，它却有助于记录世界的人口演变，即把人类当作一个总量，或者借用统计学家的术语，当作一种库存加以研究。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下同）
根据布罗代尔的估算，世界总人口在美洲作物引进旧大陆前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15世纪末是一个分界点，18世纪初又是一个分界点，在那以后人口开始高速增长
如果从史前时代算起，可以看到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初年之间人口持续处于上升状态，原因是人类进入城市与农业时代。公元初年以后，世界总人口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虽然从总量来看，到大航海时代前，人口增长的数量比过于一年前更多
除了社会因素以外，气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古代，农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绝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生，而农业，直到今天，在气候变化面前都非常脆弱。年平均气候或降水量的略微波动，可能导致歉收或丰收。在14世纪，北半球的气候曾普遍寒冷，于是最北的殖民地被抛弃，人们开始向南迁徙。而在路易十四时代，“小冰期”导致欧亚大陆的北部经历了空前的寒冷气候，西欧与东亚都因此发生了饥荒与战争
路易十四时代正值 D. J.斯柯佛所说的“小冰川期”，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园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在16世纪可怕的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经历了七个世纪以来空前的寒冷气候，冰雪化冻极晚，秋季又来得过早，以致小麦来不及成熟。在17世纪中叶，中国内地各省也像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那样，因多次气候反常导致旱灾和蝗灾，农民起义接连发生。这一切赋予物质生活的波动更深一层含义，并可能解释波动的共时性；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物理整体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早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经济的相互渗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
至于中国的人口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中国总是出现巨大波动的那个数字，是以官方为了征税作的普查的数据为基础的，但官方普查的结果不等于真实人口。例如，当某地出现大规模叛乱的时候，这一地区的人口没法统计进去，于是表现为人口骤减。再比如，逃荒之年人们纷纷隐匿人口，这也会使人口统计数字失真。当社会重新稳定下来后，人口会出现陡增，这样巨大的增幅完全不符合人口自然增长的曲线，这是因为在古代户籍统计本身无法（总是）真实反映地图上某个区域究竟有多少人口
今天，中国人从中西部前往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而在古代，大部分时候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向中西部地区迁徙。从绝对程度而言，古代东部地区并不比中西部地区贫困，但是东部地区人口稠密，而中西部地区开发程度较低，而且官吏的控制也没那么严密，于是人口迁徙的箭头是从东向西，这是云贵桂川版本的《逃避统治的艺术》
人口猛增是在中国全面的大陆扩张保护下实现的，这次扩张把中国人带领到西伯利亚、蒙古、土耳其斯坦和西藏。在其本土的范围内，中国当时正埋头从事极其紧张的垦殖事业。所有的低洼地和可灌溉的丘陵都被利用起来，山区烧荒垦地的情形也日见增多。由葡萄牙人于16世纪引进的新作物有了显著的发展，如花生、白薯等，特别是玉米；来自欧洲的土豆要到19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这项垦殖事业顺利地延续到1740年；后来，留给每人的土地逐渐减少，这大概因为人口增长比可耕地面积的增加要迅速得多。
这些深刻的演变促使中国在经历一场有力的人口革命的同时，出现一场“农业革命”。人口的大概数字如下：1680年为1亿2000万；1700年为1亿3000万；1720年为1亿4400万，1740年为1亿6500万；1750年为1亿8600万；1760年为2亿1400万；1770年为2亿4600万；1790年为3亿；1850年为4亿3000万……英国使团秘书乔治·斯吞通于1793年曾向中国人询问帝国的人口总数，他们骄傲而坦率地回答说：3亿5300万……
对西方来说同样如此。中世纪的法国比周边地区更加富裕，因此人口也更加稠密，法国人持续不断地向伊比利亚半岛移民。在大航海时代后，许多西方人向新大陆移民。在骑士团征服普鲁士地区后，西部的日耳曼人开始向普鲁士地区移民。旧时代，富裕地区向未得到高度开发的地区移民，才是常事
如果走出欧洲，又怎样解释1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西班牙-葡萄牙人在美洲的繁衍呢？那里既没有医生，又没有良好的卫生设施，在1763年被定为巴西首都的里约热内卢肯定没有这些，而黄热病和梅毒却如同在整个西属和葡属美洲那样定期光顾该地，流行成灾，“病入膏肓者”竟全身溃烂。总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人口增长方式。但为什么所有的增长在同时或几乎同时产生呢？
在各地，特别是随着18世纪经济的普遍恢复——更早的时期也已经如此——人所开发的地域无疑大大增加了。世界各国当时都进行了国土开发，向空闲的或一半空闲的地带移民。欧洲从海外和东欧——用马布利教士的话来说，东欧正脱离“野蛮”时期——取得了一份额外的生存空间和食物；南俄罗斯，甚至树木丛生、沼泽遍地和杳无人烟的匈牙利同样得到开发。土耳其帝国的战争行动长期以匈牙利为界，这条界线如今却向南方大大推移了。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美洲，这是自不待言的。印度也是如此，孟买附近的黑土带已经被开垦。中国更是如此，它于17世纪已在国内和邻近地区开发许多荒芜的无人区。勒内·格鲁赛写道：“令人惊异的是，如果需要拿中国的历史同人类的某个其他群体相比，人们必定会想到加拿大或美国。在两种情况下，除开政治的曲折发展外，关键都在于从事耕作的农民要面对人口不多的半游牧部落，征服广阔的未开垦地区。”这种扩张在继续进行，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在18世纪又重新开始。
然而，这种扩张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反复地、全面地展开，这是因为人口在不断增加。这既是原因，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结果。实际上，只要人们希望或需要，空间始终是唾手可得的。即使在今天，在这个“有限的”——保尔·瓦勒里向数学家借用的术语——世界里，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恰如其分地指出的，“人类虽然不再有第二个密西西比河谷或第二个阿根廷可供自己支配”，空地仍然不少；还有赤道森林、大草原，甚至极地和沙漠可供开发，现代技术还保留着许多惊人之举。
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既然有地可占是个持续现象，为什么“地理环境”会同时起作用？问题在于共时性。国际经济诚然是个有效的因素，但它在当时还很脆弱，不能认为它会单独造成如此普遍和如此强大的运动。国际经济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即便是小型的、隔绝的社区，也能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人口相对稳定。过去人们认为复活节岛曾出现马尔萨斯危机，但后来学者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复活节岛的人口曾增长到不可持续的高峰值，例如15,000人或更多，然后因森林砍伐和资源丧失而崩溃。[1]常被引用的史前拉帕努伊人口数据，如15,000甚至30,000，都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数字被提出是为了渲染所谓生态崩溃过程中人口骤降的戏剧性过程。新的研究认为，在1722年前，找不到复活节岛上的人口曾经显著上升后又下降的证据，复活节岛上的人口可能一直维持在2000-3000人左右[2]
马尔萨斯在缺乏中央集权的地方或许会表现为幽灵而非危机，一直伴随着人口的波动而游荡。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想见，在复活节岛上，当出生率持续地高于死亡率，就会导致岛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渐渐地人们不再有足够的粮食养育新生儿，增加的夭折率；疾病可能会在某一时刻蔓延，令数百人死亡；不同的部落之间可能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导致数十人殒命；岛上治安的恶化，令死亡率上升几个千分比。当人口高于3000或4000的时候，就会触发“马尔萨斯的幽灵”，导致死亡率超过出生率。当人口下降到2000或1000的时候，“幽灵”离开了，社会变得安定，人们有足够的食物养活子女，于是出生率又一次超过死亡率，使人口重新开始增长
这是从宏观的、长时段的视角去看。具体地看，在几乎所有地区，饥荒都常常发生，并不只在人口达到承载力极限才发生，甚至在刚刚经历空前人口减少的社会里也可能因为歉收发生饥荒。当然，不是所有的饥荒都极其致命，导致十室九空。但每一次饥荒都会令无数人殒命。饥荒对农村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而一旦饥荒发生，城市会立刻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安全——换句话说，防止农村的灾民涌入城市消耗城市的物资。大部分城市有物资储备，还能组织起市民军进行防卫，而大部分农民很少有粮食储备，还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灾年领主、教会和国家不会减少对农民的索取，却很少对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救济
在几个世纪里，饥荒的出现是那么频繁，几乎成为人类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事实上，物品的匮乏和昂贵即使对欧洲这样的富裕地区也是经常不断的现象。少数富人的饮食诚然过分讲究，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总的规律。情况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粮食产量很低。接连两年歉收便导致灾难。在西方世界，全靠气候的恩赐，灾难不算太严重。中国也是同样情况，那里的农业技术发达得早，又建造了可供灌溉和运输之用的堤坝和运河网，加上南方稻田的精耕细作和两季收获，即使在18世纪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还长期保持着某种平衡状态。莫斯科公国就不同了，那里的气候严酷而多变；印度也不行，每当发生水旱灾害，立即出现一场浩劫。
然而，高产作物（玉米和土豆，我们下面还会谈到）只是很晚才在欧洲种植，现代农业的集约经营方式也发展很慢。由于以上原因和其他原因，饥荒不断光顾欧洲大陆，大肆淫威，涂炭生灵。1309至1318年间饥荒频仍，造成了空前的惨剧，并预示了14世纪中叶的灾难（黑死病）；饥荒最初从德意志北部、中部和东部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英格兰、尼德兰、法兰西、德意志南部和莱茵地区——，一直蔓延到里伏尼亚附近。
各国的损失都极大，即使在得天独厚的法国，10世纪也曾发生10次大灾荒；11世纪为26次，12世纪为2次，14世纪为4次，15世纪为7次，16世纪为13次，17世纪为11次，18世纪为16次。这张在18世纪列出的清单显然还值得商榷，但它的缺点仅仅是过于乐观，因为它忽略了几百次局部性饥荒，后者并不是始终同大灾荒凑巧碰在一起的：例如，曼恩地区于1739、1752、1770和1785年受灾；西南地区于1628、1631、1643、1662、1694、1698、1709和1713年受灾。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饥荒经常袭击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18世纪和19世纪虽说风调雨顺，饥荒仍接连不断：1730年在西里西亚；1771至1772年间在萨克森和南德意志；1816至1817年在巴伐利亚及其毗邻地区。乌尔姆城于1817年8月5日为天赐丰年和恢复正常生活举行庆典。
其他的统计数字：佛罗伦萨一带并不特别贫困，但该城市在1371至1791年期间遇到了111个荒年，丰收年仅有16个。托斯卡纳是适宜种植葡萄和橄榄树的丘陵地区，早在13世纪前，就依靠商人的帮助，取得西西里的粮食供应，否则当地居民将无法生活。
市民惯于怨天尤人，我们不能因此以为唯独城市才受命运的打击。城市有积谷的粮仓，有向国外洽购的“小麦局”，有一整套储粮备荒的政策。说来似乎奇怪，有时乡村比城市更缺乏粮食。依赖商人、领主和城市为生的农民很少有粮食储备。一旦发生饥荒，除了流落城市、沿街行乞、沦为饿殍之外，他们别无良策；例如，在16世纪，威尼斯和亚眠的广场上竟有路毙者。
城市很快采取了防卫措施，阻止这些不仅来自附近乡村，而且有时成群结队地来自远方的穷人进入市内。1573年，特鲁瓦城的街头和乡村突然出现一些面有饥色、衣着褴褛、长满虱子和跳蚤的外国乞丐。他们仅被允许逗留24小时。不久，市民们担心市内的和附近乡村的贫民“滋事作乱”，“为此，特鲁瓦市的富人和当局召开了市民会议，以寻求解决的办法……会议决定，必须将贫民逐出城外……具体办法是：烤制好足够的面包，通知贫民去城门口集合，每人领取一份面包和一块钱，但不让他们知道秘密；等他们全都出了城门以后，立即关上城门，然后再从城墙上晓谕贫民，愿上帝保佑他们去别处谋生，在下季收获的新粮上市前，不得重返特鲁瓦来。事情果然照此办理了。领到施舍后被逐出城的贫民顿时惊恐万状……”
市民的这种残忍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问题在于如何使穷人不能危害城市。在巴黎，病弱残废均交养济院收容，身强力壮者被成双成对地加上镣铐，让他们从事清理污水沟的繁重劳动。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颁布的《济贫法》实为镇压贫民的法律。整个西欧陆续出现了许多“苦力所”“囚禁所”或“劳役所”，被收容的贫民和不受欢迎的人在那里从事强迫劳动；巴黎于1656年成立了养济院，统一管理这类半监狱式的机构。把贫民、疯子、罪犯以及家长无力管束的青少年统统关在一起，这是17世纪社会既严酷无情又通情达理的一种心理现象。这或许也是在艰难岁月面对贫穷难免产生的本能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第戎市政当局于1656年竟禁止公民为行善而收留贫民。“在16世纪，人们给外来的乞丐一点施舍或吃食，然后打发走。到17世纪初，乞丐被一概驱逐。后来，甚至加以鞭挞；而在17世纪末，最后的镇压办法是让乞丐充当苦力。”
以上是欧洲的情形。亚洲更糟；特别在中国和印度，饥荒规模之大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中国全靠南方诸省的稻米；印度依赖天赐的孟加拉稻米以及北方诸省的小麦和小米，但相隔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每一次打击都激起很大的反响。1472年德干地区的严重饥荒促使大批难民朝古吉拉特和马尔瓦方向迁移。据当时的历史记载，1555年和1596年的大饥荒在印度的整个西北部蔓延，导致了人吃人的惨剧。
同样，在1630至1631年间，印度几乎全国遭到饥荒的可怕打击。一名荷兰商人作了悲惨的记述。他写道：“许多人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他们的景况一眼即可看出：双目深陷，嘴唇泛白，嘴角流涎，皮肤干枯，瘦骨嶙峋，肚子像空皮袋一般下垂；他们或者哀号乞食，或者躺在地上等死。”其他的惨象也见多不怪：丈夫卖妻子，父母卖儿女，也有自己卖身图命，甚至集体自杀……饥民切开死者或垂死者的肚子“剖心挖肝为食”。这位商人还说：“数十万人的死亡使当地堆满尸体，无从埋葬，散发的恶臭毒化了空气……在某个村庄，人肉竟临街叫卖。”
疾病也同理。大规模的黑死病没那么常见（例如查士丁尼大瘟疫这样的著名瘟疫的影响程度也有可能被古代文献夸大了），但小规模的疫情连绵不断。例如，1439至1640年间，贝桑松曾发生40次鼠疫灾害；在16世纪，整个利穆赞地区曾10次出现鼠疫，奥尔良则有22次之多。即便以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人们在一生中也很有可能经历数次饥荒或瘟疫
总而言之，在古代，无论生在哪个地区、生为什么等级与阶层，在大部分情况下，命运的光亮都被灰暗的布盖笼罩着。富人乃至王公贵族的平均寿命相比于穷人也高得有限。固然普遍而言他们比贫民多活十年左右，但其中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在医术落后的古代，哪怕王室，在疾病面前与贫民也是平等的。奥地利的安娜建立的天恩谷教堂从1662年起就是王室成员的墓地，其中大多数属于只活了几天、几个月或几岁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