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这个平台，甚至包括亚洲（东亚）社会，经常是理性高于人性，自尊心多过同理心。的确，山上的母亲这种态度是可以用沉没成本、自欺欺人来解释。但是，她的精神状态早就已经算不上是正常人了，她根本就是精神病人。山上一家的悲剧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社会，或者说整个现代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的认知还不够深入，关注得还不够多，所以很多病人的问题既无法被识别也无法被妥善处理。
山上母亲的状态，在邪教受害者中非常常见。心理学里把这种现象称作“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的表现为，当根深蒂固的认知与现实截然相反时，不是接受现实而是坚持到底、加倍投入，就像那些上头了的赌徒。
最早提出“认知失调”这个概念的心理学家是Leon Festinger，源自他1956年发表的有关美国邪教的研究，When Prophecy Fails（当预言落空时），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的一个UFO相关的末日邪教。也就是说，认知失调是和邪教密切相关的概念。研究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受美国邪教启发，可能和美国社会独特的宗教氛围有关。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南方，有浓厚的新教氛围。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别是大觉醒运动后组成的新教派，信众的文化程度不高，教师和领导的理论水平也很低。这些新教徒，因为文化背景、宗教传统和政治原因，往往不信任权威，反知识，反智慧。挣脱了传统教会的“桎梏”之后，分布在各个社区传统宗教权威的生态位被“新先知”占领了。因为这些新教徒解构传统教会的理由就是上帝可以直接和信徒通话，这些“新先知”就是那些有幸听得到还听得懂的人。
除了“新先知”，或者一般谦虚一点的叫做“魅力领袖”或者“魅力讲师”，这些新教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相信阴谋论，也特别热衷于研究阴谋论。因为阴谋论很多时候天然地就被嵌入了他们的新起源神话里。这些新教派分裂出来之前所属的传统教会（比如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甚至是稍微更加传统一点的路德宗），通常就被描述成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论组织，用阴谋论论证他们自立门户的正当性，用阴谋论解构权威。所以，他们从“觉醒”开始，就处于和巨大的阴谋论斗争的状态。
“新先知”，“阴谋论”（隐秘知识），“斗争”，“救赎/出路”，这些往往也是基督教系邪教的元素。我们以统一教为例。
统一教的新先知，是文鲜明。统一教的阴谋论，或者用更加中立一点叫做隐秘知识，是他们的《原理讲论》。然后，就是邪教最重要的环节，怎么从统一教这里找到救赎和出路。很多邪教受害者的伤害和损失，一般集中发生在这个环节。
可以说，统一教是不择不扣的美式基督教系邪教。这种类型的邪教之所以能在东亚发展起来，我认为和东亚的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新教化有关。东亚价值观的新教化，不是通过宗教直接完成，而是在对英美的资本主义模仿的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很多现代东亚人根本就是深柜新教徒，嘴上说的那一套是本土价值，脑内不自觉想的那一套却是新教伦理。在对英美刻板的上位者印象的加持下，基督教在相当一部分东亚人中有一种天然的“高级感”。如果只是看对宗教的理解，哲学和神学的思辨，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和上面提到的美国新教徒差不多。而且，因为本国语言的资料里有用的信息不多，所以这些人里很多人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其实还不如同生态位的美国新教徒，很容易被这种邪教当成目标。
美式基督教系邪教（以下简称邪教）也很清楚东亚人中大量存在的潜意识的媚外心理，所以他们对东亚市场非常重视，在东亚发展的时候故意迎合这种心理。他们的目标通常是那些已经对传统基督教有点好奇，但是又不能接受部分基本教义（最常见的是三位一体）的人。
和其他更加古老的宗教骗局不同，美式邪教有非常鲜明的资本主义特色。
和正经的企业一样，邪教也看product-market fit，精准定位目标用户，为他们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
和正经的企业一样，邪教也重视scaling，有意识地以客户的扩张和利润的扩张为主要目标，以此为指标灵活更新策略和组织机制。
和正经的企业一样，邪教也关心traction，为了保护现金流，为了把信徒留下来继续压榨，他们各自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和正经的企业一样，邪教也关心类似branding effect的行为模式，故意利用科学手段最大化剥削人性的弱点。
成功找到市场的邪教就像是一个病毒化的氪金网游，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用人为的压力逼迫信徒氪金，不想氪也得继续氪，钱氪光了就去赚钱继续氪，氪得不够多就用社交压力逼着加大氪的力度。
如果我们认为被迫卖淫是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沉迷赌博是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吸毒上瘾是严肃的问题，那么加入邪教也是严肃的问题。宗教自由不应是邪教作恶的挡箭牌，个人自由不应是心智不健全的人自我毁灭时的介错人。
认知失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每一个实际行为和理性认知之间的矛盾，都是认知失调的案例。休谟（David Hume）经典的实然与应然问题的背景，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认知失调的普遍存在的解释。
太多人对具体的认知失调案例的解释主要还是集中在理性的层面。但是我认为，对于这种问题，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实际体验其实比理性思考更加重要。个人感受之所以被忽略，未必是因为不重要，更可能是因为个人体验难以客观量化，不容易推广。学界总体上还是更加偏好普适的结果，不喜欢过于“细微琐碎”的因素。
类似个人体验这样心理因素，对于理解作为社会现象的各自行为模式，是不可忽略的，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主项。
为了方便论证，我们考虑一个关于思考和决策的玩具模型。除了外部的环境（客观的世界），每个人本身也有一个自带的世界模型，包含了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
观察是将客观的世界转化成主观的表示的过程。世界模型不能处理客观的世界，只能处理被观察转化的表示。只有通过主观的表示和世界模型，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说，当下处于什么状态？又比如说，获了多少利，吃了多少亏。然后，根据自己在世界模型中的位置，决定下一步在客观的世界里怎么走。这就是一个关于主观和客观互动的玩具模型。
一般人说的理性思考，讲的道理，都是针对客观的世界，因为这些人倾向于把这当作是共有知识。但是，这些实际上并不是共有知识，因为不同的人实际上面对的外部环境互相的差异可以任意大。更严重的问题是，世界模型和世界模型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任意大。
邪教的受害者和赌博上瘾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主观的表示，他们主观的状态，他们主观的收益，都已经和常人不一样了。邪教对受害人最大的伤害，不仅仅在于通过“洗脑”修改了他们的世界模型，还有对外部环境的把控。
东亚活动的邪教之所以喜欢用基督教伪装，除了前面提到的包装，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挪用和曲解犹太-基督教传统用了上千年开发的工具。比如说，通过基督教传统对神义论的思考和解答，邪教将各种各样的伤害和打击合理化。无论是邪教组织对信徒的伤害，还是外界对邪教的打击。
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上。邪教往往会深度介入信徒的社交，他们通常从孤独的人入手。孤独的人不一定是都是真的没有人在乎，但是他们主观上觉得自己孤独，不愿意和其他人接触。如果信徒不孤立，就教唆信徒做一些破坏社交关系的事情，比如挑拨矛盾，比如频繁要钱，总之，要让信徒在邪教外社会性死亡，除了邪教没有任何别的依靠。
很多理性人对于真相有一种不理性的期待，仿佛真的只要接受了真相可以解放所有人。但是对于邪教的受害者来说，认清真相，就意味着认清自己的状态，认清自己的实际收益，对于已经投入了太多的人来说，很难做到。但是他们更严峻的挑战是环境问题。新教化的东亚社会，极度强调绩效，极度崇尚丛林法则。已经社会性死亡的邪教受害者，往往会在回归社会之后被再次伤害。他们已经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因为，说得难听一点，如果有的话就不会加入邪教了。
心理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它们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心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所以也许可以重新审视“心智不健全”的法律定义，把范围扩大，解开对行政机关的束缚。比起条件反射式地警惕大政府，不如让社区承担更多的治安责任。这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盘散沙。
现代社会的高连通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社会，犯罪不是个人行为，受害也不是个人遭遇。能让邪教找到滋生的土壤，社会也有责任。能让邪教找到下手的机会，社会也有责任。能让受害者持续地自我伤害，社会也有责任。不要以为中国可以置身事外，盯着中国看的邪教还有很多很多。
对于中国的基督徒：
接纳那些信仰贫瘠的人，但这么做不是为了有机会争吵。有的人认为什么都能吃，而有的人只吃素。不管吃什么，都不要鄙视不吃的；不管不吃什么，都不要鄙视吃的。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了他们。《致罗马人书》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