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题主的描述我更加意识到一件事，就是旧1840史观的支持者除了众所周知的那几拨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进步教的信奉者，而进步教的一大特色就是工业党，也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叙事。这下内亚内欧真是俱为一体了，也就是说，旧1840史观的不少持有者，可能正是那些把英国乃至整个盎撒-日耳曼世界捧为工业革命圣裔的同一拨人，这个群体持有的史观，简而言之概括就是——只有具备平凡而伟大民族性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才能够启动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在用“工业革命叙事”把盎撒-日耳曼人捧上神座的同时，这些人也会整天念叨“秦制”啥的来试图规训国人，把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民族性
1644史观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汉人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谁是我们”，并且1644史观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把极其容易导致自恨的“工业革命叙事”以及“秦制叙事”给冲掉。工业革命，乃至一切科学理论和技术的革新，本质上都是一种“术”，或者说是一种“工”，是一种需要为更高层次的“道”而服务的东西，而并不是“道”本身，而且各种科学理论和技术，本质上属于一种没有国界，对所有人开放的“术”，而不是一种能够彰显群体主体性的“道”——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只属于英国人，技术革命的产品其他国家也一样可以仿制甚至改良，就像蒸汽机虽然是瓦特改良的，但最初实际是法国人所制作
所以将1644，将甲申国难作为汉人苦难开始的节点，将1840清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汉人苦难结束的开始，并且以另外一种视角（汉洋鞑三国志）去审视一鸦，二鸦，清法战争，清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等在传统史观上视为“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战争事件，才是以“汉”为主体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汉民族叙事，且避免精神内耗的有效方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技术外溢”实际上不可避免，就像明朝时期汉人在近海击败过佛郎机人，击败过荷兰红毛，击败过英国人，在这个过程里通过俘获的人员装备，也得到了相应的军事制造技术，并且也迅速仿制出了相应的物件；同时，除了军事上的冲突之外，天主教世界的传教士在16世纪-17世纪已经在中土留下了自己的活动痕迹，并且带来了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新事物——也就是说，即便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在某些技术领域的确已经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了，但这种领先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不足以支撑彼时的欧洲远远甩开全世界其他地区，因为触发某些技术产生飞速发展的事件，放在大历史维度上并非一种倒果为因的“必然产生于某地”
我在之前的回答中已经提到过好几件事，这里简单复述一下——
1）中国传统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与科学技术，与工业革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同理，佛教，印度教，回教，基督教思想，甚至各种古代多神教思想，与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并不天生互斥，也不天生兼容
2）汉道并不需要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王朝，依附于一家一姓而存在，但汉道决不能脱离一个以汉人为绝对主导的天下秩序而存在。同样的道理，明朝在17世纪上半叶逐渐展现出颓势，并不代表汉人的颓势，汉人在17世纪中叶恰恰在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等领域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却随着甲申国难戛然而止，并且迅速把汉人甩向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有些历史节点上，缺的只是一个李世民，一个朱元璋
3）很多人（成分总是那几类）喜欢用“汉人那么厉害为啥明朝还是被清灭了”之类的话术，这种话术的巨大漏洞参考第二条，事实上我们环顾历史都很容易发现，要形成一股强大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办到的，特别是你头上还有个中央政府（大明）的时候，所以各位千万别被这种话语方式带偏了，这种诡辩方式，本质上还是希望让汉人和一个特定的政权绑定，然后让他们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进行骑脸
最后还是重复一遍，“术”是要为更高层次的“道”服务的，就像造大炮造航母造飞机，究竟是服务于“道”的“术”，还是“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