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要求你每次都能爆出新东西。我不是恶魔。 可是，全本《诗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考古发掘怎么了？你才 10年吧？刚开始整理出《论语》，现在准备公布《诗经》，再这样下去，你 20 周年整理出五经，30周年再加《孝经》，最后成八岐大蛇了。 作为历史学系学生，我可能得给你跪了，真的。
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这种整理本大都很贵，找不到电子和图书馆资源的爱好者要心疼自己的钱包了。
言归正传，借用陈侃理在《海昏汉简<论语>初读》里的话，这样丰硕的考古收获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汉武帝晚年到昭帝时期，宗室近亲已经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刘贺之父第一代昌邑王刘髀，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所生。武帝爱母及子，十分爱护亚，天汉四年（前97）将他立为昌邑王，随后任命“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大儒夏侯始昌为昌邑太傅，负责教导。刘髀与武帝在同年（前87）去世，刘贺继承王位，时年不过五六岁，而身边大臣中也已经有多位为世所重的儒生，如王式、龚遂、王吉等。刘贺的老师王式，是《诗经》与《春秋》穀梁学大师鲁申公的再传弟子，自称曾“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他有多位弟子后来成为五经博士。刘贺受征入朝继位时的郎中令龚遂，因为通明经学，出身为官，对刘贺多有劝诫，提出在王国郎署中挑选品行端正、学通经义者为贴身侍从，时时用《诗》《书》礼仪熏陶教化。昌邑中尉王吉也“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且多用《诗》《书》《春秋》劝谏。刘贺入继大统时表现得举止轻佻，胸无城府，主要是因为年仅十八九岁，缺乏处世经验，脾气毛躁，而不是没有受过儒家教育。
刘贺从皇帝位上被废以后，即返回昌邑国，软禁在原来的宫殿中，直到十多年后改封为海昏侯。他迁往海昏时，身边虽不再有大儒，但携带的昌邑国旧物中还有少年时读过的儒家典籍。这些书籍在刘贺死后随葬于地下，是很自然的事。
以上可以用来回答你乎的另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以下讨论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的重要意义。
一、制造齐鲁学
没有针对题主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中的“秦汉时期全本《诗经》”这一说法或许会导致我们低估海昏侯墓这一次重磅公布的含金量。管见以为，把“秦汉时期”换成“西汉中期”，或许更能彰显其价值。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对西汉中期以后经学的认识，几乎全部出自于《汉书》，又尤其依仗《汉书·艺文志》。然而《艺文志》本之《七略》，实质上是西汉后期学者的认识。而西汉中期的儒学和后期有着明显的不同。
西汉经学高度发达，众说纷纭，至宣帝石渠阁会议以后才整合形成家派。各家派经传说的特征和自战国至西汉的传授谱系，是宣帝以后儒生的追述。这些追述是在新出现的家法宗派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一定会有失真。因此，要了解西汉经学的真实状况，必须研读出土的汉代儒书，特别是抄写于宣帝时代及以前的经学文献。
还是以先前出土的《论语》为例，出土《论语》诸书各自带着《汉书·艺文志》所谓齐《论语》或鲁《论语》的某些特征，但又存在区别于该系统的地方，无法用西汉末年以后人们所述的家法来概括。这恰是经学在西汉中期的实际面貌。
《论语》的出土，告诉我们齐、鲁、古三《论》的划分不符合西汉中期的情况，应从出土文献包含的早期文本出发，讨论学术史的变迁，理解学派区分观念的形成，而不是反过来。
齐鲁学以及相应的学派区分形成，应当在西汉晚期以后，虽然秦及西汉前期的某些儒生可能也有某种“学派”的意识，但预设当时存在严格的学派区分显然是不正确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西汉中前期的儒生善于“权变”，“权变”又如何成为《春秋繁露》的核心思想之一。如王葆玹先生的《西汉经学源流》一书严格区分各家学派并分别加以论述，虽然极具启发意义，但难以直接套用到整个西汉一朝，而更宜视为西汉中后期乃至东汉的某种构拟。
由于西汉一朝儒学和政治高度绑定，预设了学派的分野实际也就预设了朝堂上存在某种“朋党”，这也会误导我们对西汉一朝政治的理解。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我就偷懒不一一列举了。
二、大儒辩经
宋代是中国古代印刷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儒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宋儒使用的经典文献版本和基于此的解读，往往成为后世遵循的权威。宋人又常有改字解经而不加以注释的习惯，后人也很难发现。
以上这些，都使得我们今天对传统经文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宋人。宋人的很多改动其实是不合理的，我们基于一个不合理的版本解读经典，自然也就很难自圆其说。
在《论语》中，就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虽然这可能不是宋儒改字解经导致的，但也可以反映某种现实，以下是我的另一篇回答，为方便起见也誊录于此：
今传《论语》对曾晳的话的记载是经过讹变的，宋儒固然以今本为基础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释，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曾晳讲的根本就不是洗澡吹风（要是能有超人在华北春季河里洗澡之后吹风其实也挺离谱的）？
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简，对这句话的记载是这样的：
“童子六七人，容（颂）乎近（沂)，风（讽）乎巫学（雩),𬇞（滂）而通（馈）。”子喟然曰：“吾与箴也。”
这句话的描述中，冠者和童子做的事情是：在沂水边朗诵，在舞雩台下唱歌，大雨落下之后，用酒食馈飨神灵。
而朗诵和歌唱，则是行雩祭之礼。由此，曾晳所讲的事情，其实是进行祈雨的仪式的事情。那么孔子会赞同他的原因就很简单了：祭祀行为符合礼制，结果有利于民众，事成之后保持了对鬼神的敬畏，和后文的“为国以礼”也形成了对应，平实切题。
而传统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如前文所述，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是把暮春定在三月还是二月，在华北下河洗澡然后吹风晾干，也太不合情理了一点。孔子确实武力超群，但是老爷子估计也很难这样折腾，曾晳也大概并不是超人，做不到肉身冻干。
当然，宋儒基于今天的读法做出的解读也非常精彩，并不能加以抹杀，我们也放在这里加以参照：程颢对的《论语》曾点评价极高，说他特立独行而不掩饰，“真所谓狂矣”，而又“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朱熹进一步阐发，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认为狂放作答显示出天理战胜人欲之后的从容态度，洒脱放达的气象，正合圣人之道。程朱的阐发对宋明儒者影响很大，但清代以后受到学者批评，以为流于虚浮。钱穆也认为这“有失《论语》原旨”，将之归咎于禅学的影响。
《论语》文本在何晏《集解》以后逐渐定于一尊。宋以后学者研读的《论语》正文都源出于《集解》。如果《集解》对异文的选择不当，那么后人对《论语》义理的解释就有可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思想的创见固然往往源自误读，但从源头上澄清误解，仍然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务。这样做并不贬损后世创说的意义，却有助于把某个时代的思想归还到它本来所属的时代。这是研究西汉中期《论语》文本的学术意义之一。
而至于《诗经》，意义可能更加重大。西汉经学内部有其不平衡性，五经当中的《诗》、《书》两经最为古老，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诸子频繁称引的经典文献，但这两门发展最早的学问却在秦代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在我们通常名之曰“焚书”的这次重要政治讨论中，《诗》《书》成为了最直接的打击对象和最大的受害者，连带着在先秦时代一度繁荣的《诗》《书》之学一度一蹶不振，儒者们为了传续自己的学问，西汉《书》学知名者只有齐人伏生一派，且其《大传》多和董仲舒、刘向刘歆一样解释阴阳五行灾异，可看做对《春秋》学的依附，可知此时儒生研究政治已不以记录三代典章制度的《书》为根本而以《春秋》为其法则。同样地，《诗》学尽管见诸史籍者有齐鲁韩三派，但也分别依附于《春秋》、《礼》和《易》。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诗》作为五经之一，在汉代具有崇高的地位。《诗》本身的运用也极为灵活，可以在各种场合称引加以“讽喻”，这一传统自春秋战国就已经形成，在汉代也对政治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是汉人论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一环。
换言之，理解汉人如何看待《诗》，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人如何面对政治。这种“汉人怎么看”的观念史意义，是后世的《诗》版本所不能承载的。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看见汉人如何在秦火之后，逐步重构《诗》学的过程了。
三、八岐大蛇
正如我们上文论述的那样，西汉经学内部有其不平衡性，西汉经学以《春秋》、《礼》和《易》为核心。而不管是之前早就公布的消息，还是今天的发布会，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除《论语》《诗经》外，海昏简还有《礼记》《春秋》《孝经》等，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广收篇籍的重要体现。此外，还有《易》类文献，约200枚，海昏简中的《易占》是占卜类文献，前所未见。”
伟大，无需多言。
《春秋》与汉代政治的关系，陈苏镇老师的《<春秋>与汉道》一书应当极为经典，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就不赘述了。
而《礼》和西汉后期的一系列改革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宗庙改革、郡国庙改革，明堂等建筑的建立，都和《礼》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昭宣时代，汉王朝国家祭祀此时最大的隐患就是没有理论支持，对兴设的祠祭对象缺乏解释力。在日益兴盛的儒家学说面前，显得单薄无力。元、成之间，礼学理论有了显著发展，学者始发改革国家礼制之倡议。成帝初年主张郊祀改革一派，主要人物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
不过，元、成时期郊祀改革的理论尚较为单薄。具体祭仪似不在讨论之列，儒生所倡的“上古祭祀”制度如何，并无经典支持，只能在泰畤已有的基础上作删减。
最终我们知道，王莽整合经典文献并首次提出了完整系统的郊祀理论和仪式，使天地祖宗群神各安其所。在王莽改制中最核心的文献就是《周礼》，这也成为了他最终能够篡汉的重要理论基础。了解西汉中期的《礼》学及其弱点，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西汉中后期历史演进乃至其灭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至于《易》，它反映的是儒学传统和数术理论结合的产物。秦汉时代，阴阳五行和数术是人们普遍认可的知识背景，汉儒的“祥瑞”“灾异”学说即本于此，而《易》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参看我的另一篇回答：
总之，《易》学在先秦为纯粹的占筮学，秦火以后因为儒生们的紧急避险而有了义理的成分，但其中迷信的成分一直存在，以至于《汉书·艺文志》中，有关《易》的作品被划入了《六艺略》和《数术略》两个不同的系统当中。
灾异论成熟于西汉，但有关的思想、技术和制度的产生则更早。原始思维中的关联性思维，在思想和技术两条线上发展延伸，构成了西汉的灾异论。思想上，先秦出现了天人相关和两极以及之间的各种天人关系思想；技术上，表现为占验和救禳。二者彼此交织，形成灾异论的儒学和数术两个传统，制约此后灾异论说的形态和发展。而《易》学正是其集中体现。
我们知道，整个西汉都和“祥瑞”“灾异”联系在一起，王莽篡汉也利用了这一点。因此在汉代历史上，《易》和《礼》一样重要，都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于西汉中后期历史演进乃至其灭亡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言以蔽之，经学和西汉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对西汉中期经学发展情况的理解，将直接构成我们理解西汉后期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基础，难道这不让人兴奋吗？
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这种整理本大都很贵，找不到电子和图书馆资源的爱好者要心疼自己的钱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