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比美国人多，所以印度政府比美国政府好？
把人口当作牲畜，以数量来衡量治理的优劣，其实是一种极具内亚特色的殖民思维。
内亚人对待自己的民众就是如此。
比如《金史·食货志》就记载，金国实行“增殖人户”的政策，将户口增长纳入地方官政绩的考核指标。然而，金国又没有南宋胎养令那样的全国性生育补贴，这就导致金国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制生育的国家。
与此同时，金国还频繁对周边草原部族实施“减丁”政策。每隔一至三年，金世宗就会派出精兵强将“向北剿杀”“极于穷荒”，将草原青壮年全部杀光、抢光，并且还将他们的孩子全部抓走变为奴仆。
蒙古诸部本就深受其害，但对待自己人也是毫不手软。
各部贵族之间礼尚往来，亲如一家，但仍然会互相大肆征讨，为的不是称王称霸，而是为了从对方手中掠夺那些不事劳动的低阶贵族，然后把他们抓到自己部落中做牧奴。
这些牧奴被称作驱口，也就是“被驱赶的牲口”。一方面，由于驱口完全没有人权，不出几年就会悉数饿死、冻死；另一方面，低阶贵族又总是过度膨胀，导致资源紧张。而部落之间的征讨，恰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帮助对方消灭过剩的低阶贵族，同时扩充自己的牧奴，本质上就是人口的再平衡。此种周期性的掠夺与消耗，每隔几年就会上演一次，而部落首领各取所需，丝毫不会因此伤了和气。
到了成吉思汗统一各部、窝阔台灭金时，当时金国的一半人口都沦为了驱口。成吉思汗也在他的《大札撒》里将“家户衰落”和“国家消亡”相提并论，还规定，每个人都辖属于十户、百户和千户，并承担劳役。每人都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十户、百户、千户辖区内，不能随意迁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庇护。如有违抗该命令的，成吉思汗规定，迁移者要当众被处死，收容的人也要受到严惩。
相比之下，汉人从未将人口视为牲畜，也从来没有以人口数量来衡量治理优劣的价值观。
从汉代开始，遇到祥瑞、大庆或灾荒，皇帝常会下诏赐予胎养谷，资助孕妇，因为汉人认为，国家有责任帮助百姓完成生命的繁衍，将新生命的诞生视为一件值得鼓励和资助的喜事，而非必须完成的指标。
汉人的人口政策注重救济与维系，而非掠夺与消耗。比如设立常平仓，在丰年收购粮食，在荒年平价卖出，以平抑物价，保障底层民众的生存。还有官办济贫机构，如南宋的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安济坊提供医疗救助，漏泽园提供安葬。
与内亚那种将人固定在军事单位中、纯粹用于征发的户籍不同，汉人的户籍制度分类多元，有民户、军户、匠户等等，承认不同人群的社会角色与权利。最重要的是，汉人的户籍制度是允许自由流动的，而且每次流动都会登记在黄册、鱼鳞图册上，受法律保护。
崇祯皇帝的遗书中也写到：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皇帝可以舍弃江山社稷，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尸体也允许被凌辱，只求“勿伤百姓一人”。
因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因此，在汉人王朝中，从未出现过人口的急剧增长，像是内亚那种几年就爆发一次的人地矛盾，更是闻所未闻。
人口最多的汉人王朝——明朝，即便按最夸张的估计，人口也不超过3亿，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30人，甚至低于当今美国的水平，可谓是非常地广人稀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祖祖辈辈都是河南人，你上溯自己的家谱，大概率会发现，自己的祖先是个放羊娃或放牛娃。
没错，河南的牧民。河南，牧民。
而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来判断，这一情况持续了至少3000年，直到遭遇满清的殖民统治，河南才逐渐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样子——到处是精耕细作的农田，以及密密麻麻的村落：
一切的转变都发生在满清入关。
汉人发现，自己逐渐不再被允许饲养牛马，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沦为了殖民者的“牛马”。
人们的饮食结构改变，肉食、粮食都前所未有地奢侈起来。
牛耕、马耕被人耕取代，只因人的能量转化效率更高。
人的温饱、尊严、思想不再被重视，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效率”，一切产出只为机械地自我增殖，而自我增殖到头来，只是让殖民者有了更多可供使唤的“牛马”。最终，“牛马”与牛马的界限彻底模糊了。
没办法，殖民者在关外就是这样把民众当牲口养的，面对关内的汉人，思维定势依然无法改变。
毕竟，你无法跟一个天天只和主子、畜生打交道的人谈“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