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一般路过野路子语言学爱好者，我提三个个可能相关的点：
第一、作为一个强势征服且实现了至少200-300年统治的族群，满语对于汉语的影响过于轻微了。
第二、康熙字典的编纂逻辑有些过于“汉化”，不符合一般逻辑了。
第三、与康熙字典相关的康乾年间的一个大案：“字贯案”。
先说第一个问题。历史上，强势征服且实现长期统治（200-300年或更多）的族群，即使不考虑族群联姻与对原住民族群的物理清除，其对被征服族群的文化——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的基础词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试举几例（日后接着补充）：
- 自诺曼公爵征服英格兰以来，随着诺曼贵族对英国的长期统治，古英语的基础词汇发生了显著的“冗余”与偏移。同一个基础对象可能会因为诺曼贵族和英格兰本土住民之间的语言冲突而产生同义但完全不同型的词汇，至莎士比亚时期，伴随着大量的希腊-拉丁词汇的再传入，英语作为一个日耳蛮语族语言，其基础词汇中竟有大半的词源变成了拉丁-希腊词源。
- 波斯高原上的族群曾多次入主印度的恒河平原，并给印地语言带来了大量的波斯基础词汇。例如dushman“敌人”在波斯语与印地语、旁遮普语等中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 另一方面，随着阿拉伯对波斯的征服，大量的阿拉伯词汇也顺势进入波斯诸语言中，对波斯诸语言中的基础词形成了显著替代。
- 即使是未能实现基础词的更迭，征服者所带来的文字规范也会完全重塑被征服民族的文字。例如中亚五国及俄联邦境内诸多非印欧少数民族的语言便普遍采用了西里尔字母拼写，直至本世纪以来才逐渐发生偏移。
那么从以上角度，横向对比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就会发现，满语对汉语不论是文字上还是语言上的影响，都与其征服者，“上等民族”，“稳定统治”（相对而言）完全不相符：
- 从文字上来说，很显然的，满语未对汉语半形声字的构成逻辑造成决定性影响。
- 从读音上来说，满语也未对汉语及其各方言造成如同上述国外案例的影响。从范围上来看，除了作为满族核心区的关外和京城，满语可以说在汉语诸方言里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使是在关外，京城的汉语中，如果排除地名，族群内人员关系名词，剩下的形容词和动词的数量，数页纸也能列举完毕。这一点，在本平台早年的一个冷门问题下也有对应的较高赞回答。
且，需要注意以下结论：
1.只要上下统治与被统治地位差异时间足够长，即使初始的征服族群人数不够，也完全足以实现极大的语言同化效果（诺曼之于英格兰，波斯之于印度，阿拉伯之于波斯），且这个过程明显是可以跨语系的（俄语对俄联邦境内少敏语言的影响，阿拉伯语对波斯语的影响）。
2.满族统治期间高度强调“满汉有别”，乾隆也曾专门下旨，要求满族人重新学习满语，后世爱新觉罗皇帝的满文朱批也日渐减少。换言之，至少到乾隆年间，满族自己的语言甚至可以说都要流失到必须御批要复兴的地步了。
3.满族八旗长期以来享有优待地位，即使有开除旗籍，减发粮饷的情况发生，满族族群整体上还是有更多机会和资源去搞文化的。且，至少至乾隆，嘉庆年间之前，一般认为八旗总体上还是能勉强满族发放粮饷的。而满族因各种原因，实际上不能从事其他行业，满族及八旗很大程度上就涌向的文化领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语言的流失也过于夸张，仿佛满族并非征服者一样。
如果采用洪清说，认为满族皇帝较早的被替换为汉人，从而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汉化，就能很好的解释满洲作为征服者族群其语言反倒被被征服者狠狠倒灌的现象了：上层早就高度汉化或者根本上就是汉人，那下面的八旗当然不可能写满文，说满语——而会自然而然的写汉字，说汉语（方言）。
然后说第二个问题，可以视为对第一个的补充：也即为什么可能在康熙时就发生了这种更迭。因为众所周知，康熙请诸汉臣编纂了《康熙字典》这一巨著，然而如果我们基于满族语言+满洲“优先”皇帝的角度，去看康熙字典，就会发现十分甚至九分讲不通的疑点：
1.理论上，作为征服者的族群会理所应当的用自己的语言读音去规范重塑被征服者的语言。除了前面的例证，日本试图征服华夏期间所拟造的“协和语”便是一例。
2.康熙字典的序里藏满了很离谱的细节。请看：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于三重，蓋以其爲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古文篆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從爲四聲，橫爲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于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后，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疎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爲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闕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嵗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爲序。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十九日。
如果你是一个通汉语的满族人，看到这个序，大概率是要狠狠哈气的：
“洪武正韵”——沿用这一叫法，意味着作为满洲皇帝康熙仍然认为洪武年间辑录的音韵为“正音”，类比之下，能想象英属印度的官员认为“印地语读音”是“正音”吗？
切音解义——如序所说，近代前汉语基本没有专门的记音符号。那么如何记录汉字的读音呢？中古以来，汉族所采用的方法是：采用一个字的声母+另一个字的韵母拼凑出目标字，由于这一过程是以对原来二字读音的“切割”来记声韵，故被称之为“切韵法”。然而请注意——这是由于汉语-汉字高度绑定，而汉字又是半形声的状态下所采用的策略。众所周知，满文是完全表音文字（或者说除了汉字以外的所有现存文字均是完全表音），也就是说在组织字典的核心思路上，康熙根本没用满族可能的拼音排序思路，而是完全按汉语的切韵去进行组织。
如果看到目录就会发现更重量级的地方：康熙字典的目录是按汉字笔画数进行分部排序，又在每部下以笔画数组织排字。这一思路在如今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亦有记载——且充分发挥了汉字内蕴的象形性这一独特性质。如果确实是一个以满语为第一语言的满洲皇帝，是很难做到克服语言底层逻辑来进行排布的。
须知，虽然说康熙字典的编纂时间，是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按上谕开办。上谕设总阅官张玉书、陈廷敬，另有史夔、吴世焘、万经、刘岩、周起渭、蒋廷锡、汪漋、励廷仪、张逸少、赵熊诏、涂天相、王云锦、贾国维、刘灏、梅之珩、陈璋、陈邦彦、王景曾、凌绍雯等二十八人任纂修官。康熙五十年张玉书病逝、贾国维因“行止不端”被革职，刘岩亦因《南山集》案被“革职佥妻，流三千里”，陈廷敬于五十一年四月逝世，五十二年凌绍雯、史夔先后辞世，五十三年周起渭去世。即便如此，历经6年编纂，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仍然变成了此书。
此时虽然康熙已经年老，但御批字典序言目录的能力应当还是有的。如果康熙对以上诸多矛盾点都没有意见，那大概率便是康熙本人有问题了。如果采用洪清说，认为康熙是基于洪承畴家学，事实上以汉语为第一语言，且掌握历代切韵等一般儒生都不一定会的概念，那么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的可疑之处。
又，自康熙字典变成以来，即被视为科举中判定文字正误的样本。清朝的读书人也以此为基础进行学习。然而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却出了一桩因《康熙字典》而牵扯百人性命的“字贯案”。
事情的起因，是江西举人王锡侯用十七年时间自编《字贯》一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其书针对《康熙字典》收字太多，“然而穿贯之难”等缺点，加以补强，并称“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
然而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王锡侯被仇家举报《字贯》一书为逆书，尤其是将康雍乾三位皇帝庙名及御名于凡例中并列且不做避讳。时任江西巡抚，满洲正黄旗的海成热衷于“查抄禁书”，但在查阅此书也，也认为此书虽“狂妄不法”，但也不至于“狂妄悖逆”，于是也上奏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职位，再审议定罪。王锡侯得知自己被告后，也迅速将其中的字进行避讳。
然而乾隆看到《字贯》一书后，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应。据满清时代民间传抄的《东华录》系列称乾隆御批：
“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湛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
于是王锡侯一家自15岁以上皆满门抄斩，其余人等皆发配披甲人为奴。而海成的奏折竟也配乾隆批为“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也被判斩立候。
此案当中，最为可疑的一事，便是为何乾隆对此事有堪称“过度”的反映。如果采信海宁陈家说，则可以合理猜测：如果在此事上乾隆一如既往的是台“冰冷的政治机器”，那么乾隆作为士大夫家族出生之人，当然知道用什么手段才能狠狠驯服士大夫阶层防止篡朝之事再度发生。如果此事上乾隆不是台“冰冷的政治机器”则更能说通——一个汉人被别人编排到了“他家”的族谱里，不哈气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