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教堂、福利院、救济组织、慈善机构、食品银行做不了扶贫。某些人刻意混淆的包括食品券在内的“福利救济”与“扶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只是让穷人得以生存，而后者是要让穷人逃离“贫穷陷阱”有尊严、自立地生活，后者所需的投入、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均远远高于前者。
……
并不是所有国家一一人民和政府，都在意或“真正在意”贫困问题。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才会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体系扶贫”。
西方，尤其是美国，高喊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真正践行的却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丛林法则。
他们以“自由”之名公平、平等地免除了政府对所有人——富人、穷人和老病弱幼残的兜底责任，并让所有人相信：政府有征税的权利却没有救灾和扶贫的责任，深陷贫困、灾难和疫病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
一、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体系扶贫
三、比“诺奖”更值得注意的是——
四、为什么只有中国“会”体系扶贫
五、为什么只有中国“愿”体系扶贫
六、为什么只有中国“能”体系扶贫
七、不是题外的题外话
一、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来自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官方表示：三名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创新性地把田野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用随机对照试验的做法，研究如何减少贫困。所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曾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两位作者在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从而不断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贫穷的本质》的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同时，《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在此一年之前，2018年10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全世界40年大致有10亿人摆脱了贫困，其中有7亿多是中国人。
在此一年之后，2020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832个贫困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先抛开所有阴谋论色彩来认真分析，就会发现，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和学者们从印度等国案例所发现、总结、揭示的各种返贫现象及原因、建议方案……都与中国的经验、观点不谋而合：
只发钱发物的“福利救济”是无效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不如“造血式开发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更有益于整个地区脱贫……等等；只有从解决“贫穷根源”出发，在教育、医疗、产业、基建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扶贫更致力于防止返贫的“体系扶贫”才是真正的扶贫……全是在中国扶贫干部看来如同废话一样的常识，被我们实践千百次重复千百次的事实。
某些人刻意混淆的“福利救济”与“扶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福利救济”不是“扶贫”。“福利救济”只是让穷人得以生存，而“扶贫”是要让穷人逃离“贫穷陷阱”有尊严、自立地生活，后者所需的投入、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均远远高于前者。
福利救济不是扶贫，更不是体系扶贫。
二、体系扶贫
从2012年开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未正眼以待的东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役。
这个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出了很多问题，也养了一批“巨婴”……但是，毫无疑问，成就非常巨大——基本实现了人人“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消除了贫困。
在中央的战略规划、大局部署和资源调配下，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6万亿元，全国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上千万对口扶贫干部，深入到大漠、群山、老林、深峡的每一个贫困地区，把每一个贫困家庭、贫困人员都登记在册，摸清每一个穷人的实际情况和贫困原因。以“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提供个性化的扶贫服务和脱贫基础支持：
因教育负担致贫的，免学费、免杂费、发教育补贴。因病致贫的，新农合报销完再给医疗救助报销，报销率可达90%以上且还有其它补助。发展乏力收入不足致贫的，扶助产业发展，合作社入股、分红。基建太差致贫的，通路通电通水通网通气……产业搞不了，就介绍就业，引进工厂企业。因壮劳力缺失致贫的，村上有公益岗位：护林员、管水员、保洁员……连公益岗位也无力无能……当五保户吃低保。扶贫干部们不仅帮村民修房整瓦，还想尽办法让他们学会谋生技能。并且，在脱贫之后还要持续地关心、扶助，防止返贫。
所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公报》展示的是一大批极为琐碎、涉及方方面面的数字：
所有贫困户全面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平常能吃得饱且能适当吃好；其中国家贫困县98.94%的建档立卡户随时能吃肉蛋奶或豆制品……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换洗衣物和御寒被褥。
所有贫困户都有安全的饮用水；其中国家贫困县93.67%供水入户，6.33%未供水入户但取水方便；在供水保证率方面，99.86%不缺水，0.14%供水有基本保障但有少量天数缺水。
所有贫困户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有家庭成员享受过学生资助政策的建档立卡户807.1万户；其中，学前教育幼儿资助273.6万户，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营养膳食补助621.2万户，普通高中免学杂费191.1万户，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103.9万户，国家助学金275.0万户，国家助学贷款85.8万户，雨露计划160.7万户。
所有贫困户均有安全住所，其中43.74%原本住房安全，42.25%进行危房改造，14.01%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维修加固186.6万户，危房改造拆除重建360.9万户，其他危房改造政策78.7万户。易地扶贫搬迁的建档立卡户207.7万户。
所有贫困户均参加医保，其中99.8%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0.2%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健康帮扶覆盖率达99.6%，享受过医保扶贫参保缴费补贴1456.4万户，县域内住院“一站式”结算服务938.1万户，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等四类慢性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513.8万户。
国家贫困县1482.2万建档立卡户、5307.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到了帮扶政策。其中，产业帮扶覆盖率达98.9%；在项目资金、实物等帮扶下，独立发展产业1146.4万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1076.5万户；技术指导或技术培训1064.8万户；获得信贷资金扶持548.6万户。就业帮扶覆盖率达93.8%；参加职业技能培训929.5万户，就读技工学校47.6万户，参加过招聘会或得到过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岗位信息推荐等就业服务1199.9万户，享受过创业扶持212.5万户，在公益岗位工作过409.8万户，在扶贫车间工作过80.5万户，享受过外出务工交通补贴330.9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1109.0万人，纳入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73.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3844.7万人，领取基本养老金1017.0万人。有家庭成员享受过残疾人帮扶政策的建档立卡户338.3万户。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覆盖261.0万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171.3万户，其他残疾人补贴覆盖82.0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覆盖46.1万户，贫困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210.5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32.1万户。
享受过生态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户1111.3万户。享受过资产收益扶贫政策的建档立卡户944.5万户。借过扶贫小额信贷发展产业的建档立卡户521.1万户。
所有国家贫困县硬化路覆盖率达99.6%，动力电覆盖率达99.3%，通信信号覆盖率达99.9%，宽带互联网覆盖率99.6%，广播电视覆盖率99.9%……
……
三、比“诺奖”更值得注意的是——
贫困问题不是写一两本书，总结一两套理论，颁布一两部法律法规、一两个政策文件、一两个扶贫方案就可以简简单单解决的，这是个综合性社会问题；它的解决必须要一个庞大的需要全社会动员并广泛深入参与的综合体系工程；必须帮助每一个穷人有脱离贫穷的思维和能力，才能让穷人真正逃离“贫穷陷阱”有尊严、自立地生活。
但是
比“诺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即使阿比吉特·巴纳吉等人得了这么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这本书与中国扶贫工作的经验、观点不谋而合，在绝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甚至在中国某些人心中，扶贫依然就两个字——“发钱”，扶贫范式依然还是去贫困地区秀一把“优越”，拍照片展览下“良心”，回来把“施舍”写进简历作为资历……没有人真正、认真地思考一下怎么让穷人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书和诺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为什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已经认识并揭示了“体系扶贫”的关键，却毫无作用？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形成了包括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精准扶贫”“造血式开发扶贫”的扶贫体系；西方经济学家却只能研究、总结、写作出这些研究结果却无法（不能、没有）投入实际应用？例如，此次获奖的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的大量实验是在印度进行，此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方向也是以贫困和饥荒为主，但印度依然是大量人口深陷贫困，情况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更严重？
为什么？
西方发达国家就没有贫困问题吗？
世界银行对于国际贫困线（绝对贫困）的最初定义是收入低于每人每天1美元（1985年PPP），后改为1.08美元（1993年PPP）、1.25美元（2005年PPP），2015年提高为1.9美元（2011年PPP）。按照此定义，2020年中国加入了0贫困国家的行列，而实现0贫困失败的国家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英国、韩国、日本、以色列、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
2020年世界银行再次调整国际贫困线，从每天1.9美元上调至2.15美元（2017年PPP）。按此标准和统计数据：贫困人口占人口的百分比，中国从2010年13.9%一路下降，2017年0.7%……2020年0.1%（此后无数据）。而美国则是上世纪稳定在0.5%，1996年后上升，2014~2017年为1.2%，2018、2019年为1.0%，2020年、2021年为0.2%（此后无数据）。
美国同标准贫困率已经高于中国。
数据来源：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I.POV.DDAY?locations=CN-US-1W&view=chart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都在致力于消灭贫困，但只有中国做到了？
为什么西方不学习、应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扶贫理论？
注意：
1、美国绝对贫困率2019年为1.0%，次年降为0.2%。
在美国没有推出任何真正的扶贫新措施的情况下，绝对贫困人口1年减少了80%。而且，这个“减少”发生在因疫情造成美国新增相对贫困人口8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总数达到了5000万人的2020年。当然也可以推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是“疫情补贴”的效果。但是，按获诺奖的扶贫理论，这种纯粹“给钱”补贴在事后的“反弹效应”非常显著。然而在补贴没了，通胀极高的2021年，绝对贫困率仍然是0.2%，并没有回到2019年的1%更没有反弹……
2、世界银行2025年在贫困统计口径上有重大调整，发布的最新贫困数据（2021年PPP）：每天3美元标准下为中国0%（2021年）美国1.2%（2023年），每天4.2美元标准下为中国0%（2021年）美国2%（2023年），每天8.3美元标准下为中国21%（2021年）美国2%（2023年）。
四、为什么只有中国“会”体系扶贫
并不是所有国家一一人民和政府，都在意或“真正在意”贫困问题。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才会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体系扶贫”。
西方，尤其是美国，高喊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真正践行的却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丛林法则。
他们以“自由”之名公平、平等地免除了政府对所有人——富人、穷人和老病弱幼残的兜底责任，并让所有人相信：政府有征税的权利却没有救灾和扶贫的责任，深陷贫困、灾难和疫病是每一个人的“自由”。
免除了昂贵的兜底责任之后，又以“自由”“慈善”之名制造了一张与真正的扶贫和救助相比极廉价的，名为“福利救济”的遮羞布。这张遮羞布遮盖的是极为冷酷无情的非死亡退出主流社会机制：退出者仅能“生存”但无力重建“生活”，政府坐视他们在廉价的福利依赖中肉体崩溃，精神萎靡，最终失去一切进取心，失去一切回到主流世界的手段，直至悄无声息地死亡。
所以，有了收费救火、无钱就隔岸观火，有了塌楼、山火、洪水、暴风、脱轨、毒气泄漏等等之后的“美式救灾”……所以，有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市市长在德州大雪灾后的发言：没有人欠你或者你的家人任何东西，当地政府也没有责任在这样艰难时刻去支持你，你的结果是你自己的选择，政府、电力供应商或者其他公共服务不欠你什么。……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会被淘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才会去依赖他人的帮助。……
最关键的是：以上一切都毫无波澜，不说追责问责，连指责都没一句。
因为美国民众对科罗拉多市市长的言论是认可的。
他们在长期的教育、舆论影响下已经认同了这样的观点：你一切的选择都是你自己自由意志的体现，政府不管你是尊重你的自由。例如，家人和政府可以劝导但不能强制戒毒，废了死了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与政府和别人完全无关，这就是“自由”。甚至搞出了个“无受害人犯罪”的概念，对不存在受害人或尚未有受害人或受害人完全自愿受害的行为（聚众吸毒、聚众卖淫嫖娼、酗酒危险驾驶、非法大金额赌博、等等，甚至针对“自愿”吸毒者的贩毒行为）予以“无罪化”处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美国《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以“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推荐了一本书《乡下人的悲歌》：美国社会在不断鼓励他们堕落。比如：大力鼓吹消费主义的同时可轻易贷得高利率债务，“快乐教育”和零分可进但读了也等于零的社区大学，昂贵的大学学费和廉价易得的成瘾性药物，学生身边天天围绕着高利贷、大麻、芬太尼、LGBT推销者，学校从不管……最后他们上升艰难、陷入困境，还都被归罪于自己，因为都是自愿贷、自愿抽、自愿选择的……
2020年，在中国宣布通过8年努力实现近亿人脱贫之时，美国因疫情造成新增相对贫困人口80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总数达到了5000万人。这些贫困人口的财富造就了46位净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新晋亿万富翁，他们与老牌亿万富翁一起增加了1.1万亿美元财富，660位美国亿万富翁财富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比美国50%最底层民众财富总额还多三分之二；然而美国一片平静。当然，不仅仅美国如此。2022年，前面众多学者关注其扶贫工作的印度，“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全球饥饿指数（GHI）为29.1，在南亚国家中排名最低，在包括“黑非洲”在内的121个国家中排名第107名；与此同时，GDP不到中、日之和1/7的印度，《福布斯富豪榜》首富资产却比中、日首富资产之和还高，所谓“世纪婚礼”耗费40多亿美元……印度同样一片平静，甚至还有相当多印度人为之“自豪”……
对比一下国内虽良莠不齐却层出不穷的“仇富”言论……
只有中国是异类。
“巴以冲突”“红脖子”“萝莉岛”“疫情”等等一系列事件，反映的是：“不怕人民的政府”只在意选举而不在意民意，民意可以用“舆论控制”玩弄于股掌之中。君不见，在发达的娱乐产业、食品卷、性解放、毒品合法化、消费主义、身份政治、多元化、多数快乐教育+少数精英教育……等等全套组合拳之下，99%占领华尔街热闹了几天？疫情有几人问责？层出不穷的“跪杀”及类似事件之后除了割裂民众的“黑命贵”之外可有任何在根本上的改善措施？疫亡数百万人，却能高居“疫情下宜居地区排名”前列。虽有特朗普等在有意无意间撕去画皮却仍深信不疑：美国就是山巅之城、灯塔之国！能坚定宣称：偌大一个美国数亿人全是鸵鸟，是出自本意地全心关注飞机打气球，全国都无视火车倾覆爆炸毒气四滥只是因为“全国的人都不想面对”，并非事实被“资本的合谋”手法巧妙地掩盖……
“低人权优势”+“舆论控制”才是真的无敌。
国家根基并非人民，又有如此强大的“舆论控制”能力，理所当然选择了性价比高得多的“福利救济”，不会选择昂贵且无利润的“体系扶贫”。
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才会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体系扶贫”。
五、为什么只有中国“愿”体系扶贫
试想，科罗拉多市市长这番话如果出现在东方那怕一个村主任口中，会是什么轩然大波。
同时，市长这番话也充分反映，即使美国人也认同这个事实：新中国立国之基是教员所奠定的“为人民服务”。
尽管曾经重重迷雾、处处陷阱，有无数的反覆和复辟，有无数的痛苦和创伤，有无数的缺陷和不合理；但他把思想留给了人民，塑造了人民共和国的红色基因，让中国人不抛弃不放弃全力以赴脱贫攻坚，不会因经济和利润放弃生命，也不会去相信什么“人民富豪”。马云外滩演讲所激起的是一片反对之声，及“如何评价马云人设崩塌？”这个问题出现，证明人民的要求仍然是必须国家控制资本而非资本控制国家……让中国人永远对资本有戒备之心，让中国不听命于资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本。
所以，中国不遵循西方的“丛林法则”，人民政府对人民负有责任，人民也广泛认同并相信政府会做到。
所以，即使各路“反贼”所树旗号上也写有“以人为本”“反对贫富悬殊”，即使各色“公知”所描绘的灯塔幻像也不是“丛林法则”而是“人文关怀”，即使各类“巨婴”以闹取利的依杖也是深信政府有兜底责任；即使它们，在潜意识中也认为：新中国立国之基是教员所奠定的“为人民服务”。
从当年的血吸虫、疟疾、非典到今天的疫情，除防治技术、组织手段和水平有所变化外，一以贯之的是不抛弃不放弃的高度负责；同是山火，在重庆，在夏威夷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同样事却不同命反映的是人民也广泛认同并相信政府会负责时，能有多高的组织度和力量。
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的政府、政策与资本为王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只有中国没有因经济和利润搞“群体免疫、躺平任虐”，而是“科学防疫、生命第一”。疫情初起很快就宣布核酸检测免费，新冠治疗免费，不计代价全力救治贫弱老年患者。这与每一户贫困户门口张贴的“两不愁，三保障”公示卡一样，代表着旗帜鲜明的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人，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最终，在美国、欧洲各疫亡数百万之时，以数倍于他们的人口全国疫亡仅万计；且99%以上地域、90%以上人口的经济活跃度都远高于“躺平”国家和地区，民生多艰但尚能维持，被嘲讽只考了60分环顾四周却只见一片“躺平”后“交白卷”……即使是从最坏的情况最差的角度去比烂，中国也是浊世中的清流。
即使是在中国最烂最危险的90年代，被百般嘲讽的“维稳”反映的也是“政府怕人民”怕自己根基出问题。虽然，在制度执行中因腐败无能、渎职争利、抢功诿过，条块利益冲突会出各种问题，犯很多错误……虽然，很多时候问题解决得并不尽如人意，方案错误方法失当，甚至解决不了老问题还制造了新问题……虽然，我至今仍对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某些政策和具体执行情况颇有微词，尤其在重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推进合作社建设、耕地保护等等几个方面更是满腹意见……但是，政策的底层设计仍然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在当年的条件和能力范围之内负责任，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例如曾众人声讨的收容遣返制度（孙志刚案），其背后也是有一系列政策：收容的流浪汉会遣返户籍所在地，农村户口的都有土地，无土地的非农人口还会介绍些工作，如果没有工作能力会评个五保户，当然实在要再去流浪也没什么办法……
对比一下美国：2024年6月28日联邦最高法院再次确认了即使在没有提供室内庇护所的情况下（格兰茨帕斯没有任何公共避难所）惩罚露宿街头者、对在公共场所扎营的无家可归者罚款或处以监禁的立法并不违宪。于是，这些无家可归者被警察逮捕之后，将面临数月监禁或295~1000美元罚金。都无家可归了自然是交不出罚金只能坐牢，而美国监狱现在多是私人收费监狱……最终，美国“流浪汉解决方案”的实质是：通过法律把流浪汉变成罪犯，再变成私人监狱的廉价甚至免费劳工——某种口径就是“现代奴隶”。
依然是一片平静。
犹记得，当年国内声讨收容遣返制度时声音最大的就是“以罪犯待遇加于无罪之人”“贫弱和流浪不是罪”……呵呵……
借用一句话：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甜甜圈们身上，真就是一座大山啊……
出现问题，在任何国家、任何体制都非常正常，而事后态度才是立国之基和发展方向的区别所在：
是众人指责、明确责任、积极整改，那怕有时是流于形式但也是宣示态度：这就是必须整改的问题。
还是“毫无波澜，不说追责问责，连指责都没一句”的一片平静，把问题当常态也就没有了问题。——这是我们受限于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底线在为流于形式的“运动式整改”愤怒之余，根本不可能想象到的底线之下的肮脏。
当然
在以上之余还有一点：“能”。
就如疫情中，并非所有人都真正相信“群体免疫、躺平任虐”那一套。但是，如中国一样“封城”的前提是能组织起来保证绝大多数市民足不出户也能有最基本最勉强的生活保障。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也不能组织保障，就是让市民在“困死饿死”与“疫亡而死”中选择，而不是在“抗疫得生”与“疫亡而死”中选择。无论怎么将“群体免疫、躺平任虐”美化为“因理念而反对封城，不自由毋宁死”，其实质仍然是因政府“无能”而逼迫民众“不愿”。
立国之基是“为人民服务”；政府负责，“愿”体系扶贫；人民也广泛认同并相信政府会负责，“愿”体系扶贫；最终就是“上下同欲者胜”。
六、为什么只有中国“能”体系扶贫
很多人，即使在经过救灾、扶贫和疫情大动员之后，仍然没意识到，或者刻意无视了中国的基层动员、组织能力有多么强大。
在他们心目中，总统、总理、皇帝等等政府首脑就是“欧陆风云”、“文明”之类游戏的玩家。下级及人民等等所有人都是npc，在电脑赋予之外，没有个人意识、思想，没有个人欲望、追求，并不存在一个“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也不需要什么基层组织，政府感知和运作的触手就能抵达国土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市民农民。我见、我听、我知即帝见、帝听、帝知，帝欲、帝思、帝作即我欲、我思、我作……
所以，认为中国救灾、扶贫和疫情所展现出的基层动员、组织能力是所有政府都天然具备的能力。
但是，事实上封建社会是“皇权不下县”，政府毫无农村基层组织可言。除了赋税和徭役之外，乡村的“礼乐教化、排难解纷、止讼息争、惩奸弭盗”职能完全由“乡绅村老”掌控，而“乡绅村老”却不能被皇帝（政府）所掌控。在没有基层组织或不能掌控基层组织的情况下，皇帝（政府）所知和能做的，就只有乡绅村老（利益集团）愿意让皇帝（政府）知和做的。如果皇帝（政府）违背了乡绅村老（利益集团）利益，政府的“姿体”感知、反应、动作就非常迟钝，甚至完全错误，一切都在“不可知的黑暗”幕后。即使“暴君”大开杀戒，但如果手上没有足量的得力替换人员，或替换人员也不认同“暴君”政策、利益不一致，杀再多的人也与事无补；那怕“暴君”政策是唯一能够力挽大厦于将倾、阻止玉石俱焚局面的生路——也一样。这种情况在王朝末期表现非常明显，所以会看到无数让人笑不出来，让局外人、事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荒唐喜剧。
而所谓的欧美政治体制，与古代封建体制相比无非在两个方面有所进步：一是财力大增让政府行政机构能设到比“县”更基层；二是各种现代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工团体、教会组织、行业协会等，能被纳入行政体系为政府所用。最终让其政府行政能力得以延伸到镇（即美国的市）和部分社区这个级别。
但是，这种政治体制与古代封建体制相比也只能说“有所进步”而已……远远达不到“体系扶贫”的基础条件。
中国的“体系扶贫”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要求各级各部门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为此，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动员了上千万对口扶贫干部，超过1800人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
其工作，大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小到为让“留守老人”搭上时代快车，有一项扶贫工作是：由村委会收集村里人的收款二维码并负责打印，包教包会如何收款，如果破了坏了丢了直接去找村委会拿新的。老人们零星卖出的农产品，由村委会统一按月把微信和支付宝里的钱以现金形式发给他们。……
在扶贫过程中，全国7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人有档案户户有方案；300多万驻村扶贫干部，个个有工作报告时时有阶段总结；上千万对口扶贫干部必须到田间地头屋头逐户交心谈心帮扶脱贫……虽然当事人有时确实是不胜其烦但这些来自一线的最真实的调查报告，远远比拿诺奖经济学家的调研更详细更具体更符合实际。其中成功、失败的典型案例和经验都会在全国分享，如此这般“实践形成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之后，工作深入到每一户每一人，细致到每一片耕地每一颗果树之后，才有了2020年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
这一系列基层组织和工作的建设、管理、监督、考核、学习提升……工作量巨大且繁琐易错、问题频发，即使只做到基本水准线的“充分动员、良好组织”，其艰难也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相比而言，筹措投入1.6万亿元扶贫资金反而是扶贫工作中最轻松的（当然也并不轻松）。
从疫情、救灾等各方面看，“体系扶贫”成功的基础——强大的基层动员、组织能力，是欧美政治体制所不“能”的。
七、不是题外的题外话
美国联邦、州、县、市等各级政府雇员（公务员及邮政、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雇员）共计2232万人，占人口6.8%。其中，中国人理解的“事业单位”即公共服务部门的雇员约占财政人口的58%。
中国所有财政供养人员按不同口径约5000~6000万人，以6000万计占人口4.3%。其中公共服务部门人员约占财政人口的66%。
财政总税收/GDP百分比：2021年，中国GDP114.37万亿元，全国税收收入172731亿元，非税收入29808亿元，基金收入98024亿元，财政总税收合计为30.05万亿左右，占GDP的比重为26.3%。同年美国总税收占GDP的比重为27.1%。
政府支出/GDP百分比： 政府支出/GDP百分比(指标)_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中国宏观经济数据,GDP,CPI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2015年16.43%，美国2015年22.68%，2018年22.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2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为约3.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约31%。202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为约7.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约34%。
这还没有计算美国政府以特许经营方式让商业机构承担警务、狱政、救灾等政府职责，所节约的开支（所推脱的责任）。
无论从哪个口径，无论是人还是钱，美国都算不上小政府。
美国政府占有与中国相当甚至更高的人力配置和资源，其管理事务范围和所承担责任却远远小于中国政府。
所以，固然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但美国这个不“能”与所谓的“小政府”完全无关。
所以，美国政府在扶贫、防疫、抢险、救灾等问题上的不“能”、失能、无能，无法以“小政府”来推脱。
只有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才会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体系扶贫”。
所以
西方能写出《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这样的扶贫理论，会让他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到荣誉，却不会学习、应用这样的扶贫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