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已经退后到距离帝国主义只有50米远了。
21世纪了，竟然还有明目张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歌功颂德的。
新自由主义都知道要搞一点社会福利作为社会润滑剂，避免阶级对立失控，这年头作为第一工业大国，连这种东西都不愿意发，只是想搞社会竖切来分散矛盾了吗？
说回正题，通过这个问题下的其他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很多人抱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权责对等的角度来看待，不应当为残疾人特别设置设施，残疾人本身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更少的，不应当为他们新增更多的额外设施，残疾人设施是一种施舍，残疾人不应当为此抱有什么要求。
要反驳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首先要问，我们社会的目的是什么？
那些人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在他们的图景里，社会的目的就是“效率”与“竞争”，这是一个以“成本-收益”为唯一衡量标准，将“人”彻底“工具化”和“商品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约等于他能创造的（或未来有望创造的）经济价值。如果有人不能生产，或者未来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经济价值，比方说老人，残疾人，那么他就应当被人道毁灭，至少也不配享有正常人的的尊严，同理按照这个图景，所谓创造了超额经济价值的人，也必然会理所当然的拥有超越性的待遇。
或者我们用更准确的话，以马克思所描述的来进行总结——“异化” (Alienation)
当然出现这种想法和现状完全是能够理解的，这种观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逻辑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像今天，整个社会都处于经济的下行周期的时候，整体的资源紧张和社会议题的尖锐化，比方说极端女权问题，地域公平，教育歧视……摧毁了人们很大一部分同情心。这种残酷的逻辑便不再掩饰，它要求“丢弃所有包袱”，而残疾人（以及未来的老年人、病人）被视为最优先的“包袱”。
当经济基础（经济增长）遭遇困难，资本积累放缓，利润率下降时，竞争会空前加剧。这种“卷”的压力会迅速传导到上层建筑。
过去被认为是“文明共识”（比方说关怀弱者）的道德观念，现在被一些人视为“成本”和“负担”。
那种认为残疾人设施是“施舍”而非“权利”的观点，本质上是将资本主义的“成本-收益”逻辑极端化，并将其应用到了社会伦理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老人、病人等不具备或丧失了主要劳动能力的群体，在资本逻辑下被视为“无价值”或“负价值”的。因此，为他们提供设施被认为是“不经济的”、“不公平的”。
一个在996中挣扎、背负房贷、担心失业的健全人，当他看到残疾人“要求”无障碍通道时，他被引导去思考：“我这么努力都活得这么累，凭什么你（残疾人）不劳动/贡献少，却要占用社会资源？”
他没有去质问那个让他996的系统，也没有去质问为什么社会总财富分配不均，而是将愤怒转向了另一个比他更弱势的群体。资本主义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让本应指向分配不公的愤怒，异化为底层之间的相互倾轧。
资本主义体系在面临危机时，是非常擅长转移矛盾。但我们不能发现，真正的矛盾是资本（或者说权力，毕竟构建起国家机器权力本身的就是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者的压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社会资源紧张，从而来制造的这种焦虑情绪。
如果“社会的目的”仅仅是效率和积累，那么我们今天抛弃残疾人，明天就可以抛弃老年人，后天就可以抛弃所有“生产力低下”的普通人。
当这种逻辑被推向国际，就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即：“我（国）更强大，所以我剥削你（国）是合理的”（帝国主义）；或者“我（民族）更优秀，所以你（民族）应该被清除或被奴役”（法西斯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距离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有50米远，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共同思想内核。 它都是基于“强权即公理”，否定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平等和团结。
那么现在轮到我们来回答前面的这个问题了。社会的目的是什么？
知乎上有个回答我很喜欢，如果说某个国家、某个社会必将在未来主导社会秩序，那么我们应该给全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
且不说我们现在所批评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倒退回19世纪的前现代，去成为下一个帝国主义，成为今天我们所唾骂的对象，更不可能说倒退回封建秩序，甚至是资本主义所诞生出的最极端、最丑恶的表现，法西斯主义去。
在生产力远超于19世纪的今天，我们更不可能得堕落回那种程度。
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的答案必须从生产力中来
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能在一周内建造医院，能在深海铺设电缆，能用人工智能处理亿万数据。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生产力不足”——不是我们“造不起”一个无障碍坡道；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生产关系”的束缚。
资本主义的答案是：为了“资本增殖” 。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在这个逻辑下，一个无障碍坡道，一个盲道，它不创造利润，它就是“成本”，就是“负担”。
而我们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人类文明的答案——是：
生产力的发展，其唯一且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