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困境就是投降派太多。
甚至李新野本质也是个投降派。
理想主义者的通病就在于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甚至反动，最后成为投降派，投降派不分男女。本文不针对谁，而是无差别创人。
婚姻的本质就是制度。制度就意味着有压迫和不公。任何形式化的契约，都必然包含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婚姻甚至连制度都算不上，只是一个被浪漫化包装的，关于财产与人口再生产的破旧编程。投降派用安全感的幻觉来交换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爱情的本质就是懒惰。通过另一个平庸的自我，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在他者的目光中寻找自我，而非在孤独的创造中成为自己。投降派将爱情与一个注定平庸且终将逝去的生命捆绑，以此麻痹对自身有限性的恐惧。
道德的本质就是共识。用多数人的习惯，阉割少数人的可能性。不存在固定的人性，所谓的善良、自私、爱、恨，都只是在特定历史与社会语境下，由权力、生物学和偶然性共同塑造的临时反应模式。
而理想主义投降派还在论证什么好与坏，善与恶。
真正的美德不是善良，而是清醒与力量。
清醒：直面世界的无意义与人性的虚无，不寻求虚假的慰藉。
力量：拥有承担自身存在全部重量的勇气，不将责任外嫁给神、社会或伴侣。
理想主义投降派总用是否符合某一特定的真爱模板来判定双方相处关系。
两个清醒的个体，明知彼此之间没有“爱情”这种神圣之物，依然自愿选择共度一段时光。他们不互相占有，不彼此承诺永恒，而是像两个艺术家，共同创作一件名为“我们这段关系”的作品。
这份关系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符合“真爱”的模板，而在于它是否为参与者带来了更激烈的生活体验、更深刻的自我认知、或更伟大的共同创造。它可以持续一晚，也可以持续一生，其期限由双方持续的、动态的自愿选择来决定，而非一纸契约。
理想主义投降派依旧在尝试塑造一种共识。以自身认知绑架他人，甚至将自我价值与外界反馈绑定，通过黑白分明的划分（保全理想的纯粹，否定和贬低现实），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道德的优越感。
真正的道德不是共识，而是尊重选择的边界。
唯一的恶，是强迫、欺骗与剥夺他人的选择能力。
唯一的善，是清晰地划定自己的边界，并尊重他人的边界。在这种框架下，只要不涉及欺骗与强迫，任何形式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李新野写的《人妻约会指南》中的行为。本质都只是个人选择，无所谓对错，只有强弱与后果需要承担。
李新野对于困境的分析是深刻，但是提出的方案是投降主义的。
主张倒退回一夫多妻制（这个可能是他搞抽象）和传统道德规训，并不能解决矛盾。
真正的矛盾不是性别对立，而是由制度导致的阶层固化与绝大多数普通人对自由、尊严和美好生活向往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称为理想主义投降派，是因为本质上，他们是以成为自身最痛恨的样子，来躲避最痛恨的人可能会给他们的伤害。
当下与传统道德框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将女性和男性都固化在慕强与供养的原始角色中。
女性被工具化为一种集性、生育、家务劳动和情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资源，并通过经济、法律和文化手段，系统性地剥夺了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价值。
然而女性投降派淡却了追求平等与解放的崇高内核，逐渐演变成了追求局部利益的复仇生意，和一场谁更痛苦的创伤竞赛。拥有受害者身份仿佛就拥有了道德豁免权和无理的权力。这催生了一种对创伤的迷恋，甚至是一种创伤攀比。个体女性的所有困境都可以被简单地归因于男权社会的压迫。完全取消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责任，塑造了一种无力、被动、等待拯救的完美受害者形象，这本身是对女性力量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贬低。
男性则被异化为一台赚钱、提供保护和传承姓氏的机器，并系统地压抑了其作为完整的人所拥有的情感世界和多元价值。
男性投降派开始怀念仁义礼智信，怀念君子之交，但只能以解构和破坏来证明这个世界的丑陋。当需要建设时，投降派只能从历史垃圾堆里捡起几面早已腐朽的旗帜。
投降派从来没有建构新世界的想象力与勇气，只有破坏旧世界的智力与愤怒。
投降派的痛苦是真实的，但叙事是自私的。将自己的痛苦普遍化为一代人的悲剧，这有其深刻性。
但投降派给出的出路是什么？
是成为新的人上人，是拥有百亿身家后去制定新的交配规则，是西方式被资本收编的精英女性特权。
通过成为那个曾经伤害自身的系统中最顶尖的掠食者，来治愈自己的创伤。
投降派没能创造出新的叙事，只是试图反转了旧叙事中的角色。
对于怀揣着理想，希望改变现实的投降派来说，到处都是困境，他们拥抱不了唯一的善，只能陷入唯一的恶。所以永远只能活在痛苦里。他们也不可能真的成功，最多是另一个困境的开始。
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西西弗就是幸福的。从来就没有困境，最多也不过粉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