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后现代本身就没有一个集中的、绝对的、等待被颠覆的敌人存在，所以编剧哪怕凭空捏一个恶人也显得无法触发读者的普遍共鸣。
在过去，我们的故事建立在一些清晰的二元对立上：
善 vs 恶
爱 vs 仇恨
人文关怀 vs 野蛮粗暴
进步 vs 落后
经典反派是这些宏大叙事中“恶”的化身，编剧要做的只是把当时的敌人写进故事里，然后给他增加作为人的真实感、厚度和人格魅力就好了。
最典型的就是社达反派。万磁王是这个原型的代表，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结论是：人类（弱者）永远会恐惧和迫害变种人（强者）。变种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使用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类。
还有功利主义反派。为了实现一个更伟大的善——比如世界和平、宇宙平衡——可以不择手段，包括牺牲无辜者、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灭霸就是这样的角色，随机、公正、不带偏见地消灭一半生命，以换取宇宙资源的平衡。
还有道德绝对主义反派。坚持认为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任何偏离这个律令的人都必须被“净化”或“惩罚”。比如克洛德·孚罗洛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欲望是魔鬼的诱惑，而净化这种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毁灭诱惑的源头。
有没有发现，这些反派有一个（扭曲的）“理想国”，他们有一套自洽的（尽管反社会）逻辑，他们是“堕落的英雄”，观众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们的动机。
他们是“具象的恶”。主角打败他们，就等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或“宗教压迫”。
但如今这个时代的敌人是虚无。普遍的情绪是，你做什么都是无力改变这个庞大的繁冗的系统，主角团英雄的行为没有根本的意义。
这种虚无难以拟人化，它也并非是以中心化的方式作恶，而是渗透到主角自己的心里。
在后现代，观众能共鸣的不再是英雄战胜邪恶，而是个体在系统中的无力感，共鸣主角如何在系统里挣扎。
但如果深入描写和批判系统，怎么过审呢？目前最极限的过审尺度是支持制度，将这种系统之恶转化为系统上某个节点的恶，结局也一定是“系统自净”。
但如果这么写，真的是观众老爷们能共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