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史观表面上是民族史观，内在本质是阶级史观。
1840史观本质上是1644史观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利用1840史观的不足，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来替换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念，然后扭曲1840史观、使之蜕变成为变成为掩护剥削阶级的工具。
那么就不得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用更加有力的1644史观来打击这些错误观念。
所以，我在这里重新讲一下有关1644史观和1840史观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1644史观和1840史观是在讲什么问题。
很多人说，不就是讲近代史的问题吗？
好，那么请问，什么叫近代史？
很多人就哑火了。
世界近代史主要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
这个全球化和此前的全球贸易网有所不同。近代的全球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贸易网络的更加通畅紧密，一个是全球贸易网络在主观上的觉醒。用马克思描述无产阶级的话说就是，全球贸易网从“自在”变成了“自觉”。原本全球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松散的贸易网，但是人们并没有明确认知到，如今到了近代人们是在主观上认识到了这个贸易网的存在、并不断加强其联系。全球化至此开始。
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有很多说法，我认为有一对关联紧密的主题是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残酷掠夺以及由此而来的后发国家的救亡图存。
残酷掠夺与救亡图存，这才是近代史的主题。
而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前移到1644年。中国的救亡图存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开始，中国明朝发现自己无力应对由东北地区女真叛军发起的挑战。一直到1644年，中国明朝在两面夹击下失去名义上的全国统治权。而刚刚取得胜利的、由民军建立起来的顺朝则在清军和降清明伪军的联合打击下遭到围攻，不得不退往西北，并在试图进军东南的路途上遭到失败。最终早已被证明失去应战能力的明朝和失去核心领袖的民军被迫联合起来，在没有统一核心的情况进行了分散的抵抗，最终遭到各个击破，于1683年彻底失败。
军事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重要的是此后整个中国陷入到了倒退之中。
在1644年之前，中国是与世界全球化同步的。
西方殖民者的残酷掠夺遇到中国明朝的有效抵抗，不得不转化为武装贸易。因此中国在明代并没有强烈的救亡图存危机。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遭遇到残酷掠夺，而是因为中国击败了强盗。
等到1644年以后，形势迅速发生逆转。
由于清朝自身的创造能力十分低下，面对明朝余部处于技术上的落后地位，在自身缺乏创造能力的情况下，清朝转而与相对清朝更加先进的西方殖民者，比如荷兰，进行联合，试图消灭明朝最后的抵抗力量。而最后清朝的胜利，建立在明朝余部已经极度窘迫的境地之下、在压力之下内部进一步分裂以后的绝对优势下。
清朝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面打压，以及对全球化信息的垄断和封锁，导致中国不但逐渐失去了抵抗全球化过程中的残酷掠夺的能力，而且逐渐失去了主观上对全球化的认知。以至于要等到两百年后，才开始重新“开眼看世界”。我知道，清代后期出现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名人。那么问题在于：
谁把明朝睁开的眼睛闭上的？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世界近代化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对于这一重大事件，清朝是充分了解的。据说，对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拿破仑，清朝嘉庆皇帝甚至为之准备了贺礼。而与此同时，清朝治理下的整个中国却在与世界脱钩。对于中国来说，世界贸易网早已从明朝后期1567年隆庆开关以后的“自觉”退向了“自在”。客观上仍然存在，主观上已经茫然不知。
1567年以后，明末中国已经开始了全球化，并且在随后的岁月里成功击败了西方国家发起的残酷掠夺战争。1644年以后，中国全球化历程开始逆转，清朝已经落后于西方。1840年，中国重新开始了被动的全球化——或者这样说，中国由此开始遭到西方国家的残酷掠夺（实际上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康熙皇帝与沙皇俄国的战争，那么中国实际上在康熙时期就遭遇过一次掠夺了，只不过俄罗斯很快将重心转移到了西方，这一危机没有延续下来）。
将整个历史连贯起来考虑，我们会发现：
1644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份。
遭到残酷掠夺，这一点从清朝入关就开始了。
被迫救亡图存，这一点同样从清朝入关就开始了。
特别是1840年以后遭遇的生存危机，全部都肇始于1644年这一关键转折点。
因此1644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将更加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
基本上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对清史的研究，如果试图按照古代王朝历史来编纂，那么应该参照五代十国和南北朝历史，将清史作为明史的附录编纂；如果摒弃传统的编纂方式、试图采用现代视角，那么应该放进中国革命史的背景部分，作为革命的对象来论述、分析；或者如果连革命视角也摒弃，而尝试从所谓现代观念来描述，那么也应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步的破坏者角度来论述、分析。倘若采取杂糅的方式，以清朝为正统王朝，从美化的角度来记录，无视全球化的背景，那就既失去了实录的忠贞，又失去了西化的温情，还丧失了革命的理想，还不如不写。
实际上，残酷掠夺、救亡图存这一对现象的内在本质，其实是自我革新的问题。
探讨近代史，从救亡图存和自我革新这两个角度上阐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例如说，从自我革新和救亡图存的角度说：
第一，民族主义不能走向极端。以本民族的一切为坏和以本民族的一切为好都是极端的、错误的。以本民族的一切为坏，这是敌人，毋庸置疑。以本民族的一切为好，也会导致巨大的问题。比如说降低了本民族的革新能力。进而导致治理能力下降，从而在外敌入侵时遭到失败和挫折。也就是被迫陷入到救亡图存的境地。所以，自我革新是关键。
第二，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必须建立在不断自我革新的基础上。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的自我革新是十分强烈的，这造就了华夏的先进性。但是随后这种先进性就逐渐下降。经过东汉以降名士集团瓜分权力形成学阀门阀为主的豪强体系以后，整个社会的自我革新能力严重下降，在固步自封的情况下遭到神州陆沉的惨剧。而由于这一时期华夏文化的先进性还比较强，所以在遭到入侵的情况下，依旧通过地方势力对入侵政权的反抗和博弈，通过文化同化实现了重新振兴。但是此后在宋代进一步走向了保守主义，于是出现了宋朝这样在王朝强盛期尚且不能实现统一的历史低谷期，并最终在金朝时期就导致了神州陆沉，而到元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崖山之后无华夏的惨剧。在这种历史低谷期，明朝再次重建华夏。这一时期明显强于宋代，能够基本恢复华夏的传统核心区，但是由于很快再次陷入到保守主义氛围，重建步伐在初期的快速进取之后迅速逆转，以至于对于传统控制区心有余而力不足，陷入停滞。最终在末年陷落于清。清代对华夏文化进行了再一次冲击和削弱，这样到了全球化时代，再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华夏文化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击，已经沦落到义和团运动这样空有热情而严重缺乏能力的地步了。在这次努力失败以后，不得不全面接收西方文化中的革命思想，才重新改造和激发了华夏文化的活力。总的来看，自我革新能力的下降是失败的根源。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起到积极作用的主要也是革命思想。
总的来说，围绕“自我革新”这个中心，以“救亡图存”为主题，才能够真正说清楚明清史，并与随后的历史进程贯穿起来。
只有将164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并以1840年界定前后两个阶段，这才能够解答清朝统治集团的全球化、中国社会的逆全球化二者同时并存这一矛盾现象，进而完整解读明清史。明朝水师以及民间武装对西方殖民者的成功抵抗乃至打击，是如何逐渐沦落为清代义和团运动这样空有热情而不能成功击退敌人的地步的，也就可以解答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