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去世的那个年代国内有一句话流传甚广：“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连他这样的人都无复当年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信心满满，可见社会风气到了什么程度。

万幸中国人是自带拨乱反正以史为鉴的优等民族，换个其他人种那估计真完球了。

著名球星孙继海为了中国足球的青训事业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是一个真心为了中国足球发展而努力的足球人。但是孙继海曾经在央视访谈节目中说：

“中国人我个人的理解不是特别地适合足球这项运动，但是中国人应该做到跟同样是黄种人的日本、韩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前两年我还看到有国足运动员说中国人的体育素质不如白人黑人。

前几年中国足球的很多从业人员都说，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新疆，理由是新疆少数民族更接近于白人。

你看，这就是中国足球人的内心想法。

中国足球人基本上就是为潮流所驱动的一代人。

中国足球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状态的俱乐部现在也就只有一个山东泰山队了。早先鲁能集团喊出过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口号。结果实行了没几年就被足协一个中性化改革打断了。泰山队已经算是不太被潮流所伤害的球队了，尚且如此。其他球队就更加命运多舛了。广东的球队早就没了，后来那个恒大不过就是金元足球制造的一个人造偶像。足协运营的足球环境也很差。一个裁判组能够造成最大11个球的波动。泰山队在裁判组的压制下输过1：6，然后换了裁判组就打出了6：0。来回11个球的差距啊，你就说这种反馈下哪个教练、经理、球迷能通过阅读比赛来有效理解球队建设情况？

你上一张卷子考了10分，这张卷子考了149分，但是两张卷子题目完全一样，你自己说，你怎么改进你的学习？除了怀疑阅卷组你有别的选择吗？就算怀疑阅卷组，你就能改进你的学习了吗？

没有正常的反馈啊。

那么中国足球是在什么形势下变成这样的呢？

这就要说到邓稼先临终前提问的时候了。

在邓稼先去世的时候，国内形势在剧烈变化，全国的组织结构都在推倒重来。典型的“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

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代价。人口红利，你就别人要的那个红利。就算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过长江去，你就是中野。

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

1986年，在这个时候，邓稼先不是在问30年后还有人记得他们，而是说天是不是要变了。

而这就是杨振宁的作用了。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类似于杨振宁这样的人做出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坚决站在中国人民的发展事业一边，那么我们大概就要学习这样一段话剧了：

齐仰之：我也曾找宋子文当面谈过兴办中国医药工业之事，可是他竟说外国药用也用不完，再制中国药岂不多此一举？

这就相当于说：

“我也曾当面谈过兴办中国足球之事，可是他竟说归化球员买也买不完，再搞中国体育岂不多此一举？”

“我也曾当面谈过兴办中国科研体系之事，可是他竟说外国论文抄也抄不完，再搞中国科研岂不多此一举？”

好在我们国家不是宋子文。

更重要的是，杨振宁在关键时刻扶了一把，所以科研搞起来了。

但是足球嘛……

中国足球要是1982年世界杯真出线了，那么后来也不至于差到那种地步。可惜后来一直到2002年才出线。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个时代的球员心理差异有多大。早先的中国足球就差临门一脚，后来的中国足球已经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

一个原本有能力进世界杯24强的球队，后来反复自我怀疑，最后已经堕落到了“人种不行”的地步了。

你能想象这只经过了一代人吗？

中国足球是一个被PUA得非常严重的体育项目。邓稼先所担忧的中国科研曾经面临的危机一旦真的成为现实，必然就是中国足球这个样子。

可以说，中国足球给我们打了个样。

还有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临终前遗言：继续革命，决不投降！

还有吴孟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世界顶尖肝脏外科专家。临终前嘱咐：不放哀乐，放《国际歌》。

这些坚实的国家栋梁，怀着怎样悲凉的心情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要不要反思反思？

因为倒春寒，看看五年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科研人员就知道，我们走在了苏联的“前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几个大项目下马，站在他的高度更容易看清当时的形势，还好刹住了车。

其实两弹元勋还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30年后，人们会记得我们吗？”记得，永远记得！

而且还专门为了这句话做了对应的专题视频：

不过，在文章里面写的是：

邓稼先临终前不久，曾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问：“30年后，人们会记得我们吗？”

然后2022年7月29日，环球网引用人民网，在邓稼先的去世的日子发表纪念文章：

同样前一年，安庆之声公众号也是为了纪念邓稼先，使用了该内容：

他之所以写这样的内容，是因为前一年，共青团中央发表了纪念微博，写到了这部分：

而之前更早的文章则是能找到的是：2016年7月29日日报头条文章《他亲手缔造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和平，只拿了20元奖金 | 纪念一位爱国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到了：

2016年的7月29日，
距离这位老人的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前，他临终的时候问身边的人：
“30年后，人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他曾以一己之力给予世界1/5人口不受核威胁的未来和现在，缔造了共和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外部环境。

而之所以这样写，因为当年是邓稼先逝世三十周年祭，写这句话应景。

在更前的内容里面，就没有再找到这句话。

在今年的纪念邓稼先的《国家记忆》纪录片中，删掉了这句话，保留了去天安门的情节：

当然，如果看他临终前的活动，就知道他并不会问出这样的话：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邓稼先的时候，告诉他国务院决定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授予他，这是“七五”计划期间的第一个全国劳模。

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1986年7月17日，距离他逝世只有12天。他写了自己的讲话稿：

昨天，万里代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
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这样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开展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并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才能集中全国的精锐来搞尖端事业。陈毅副总理说，搞出原子弹，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大胆去搞，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是我中央书记处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也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这足以说明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我今天虽然患疾病，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做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谢谢大家。

不过他身上有另外一件小事，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都较少提到：

1985年秋冬，单位进行党员登记，这时他刚做完大手术才两个月。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了，填表可以让别的同志代笔。邓稼先不同意。过去，在基地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还要亲自去参加党的基本知识的考试。

邓稼先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的整党收获，写了一千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