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挺难说的，我们并不能把这件事看作一个道德问题，而应该是制度焦虑下的人性反应。

推免本来是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制度初衷，可它越来越像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博弈”。

学生怕自己一旦拒了A导师，B导师就“锁仓”别人，于是宁可“先占坑再说”；导师怕自己把名额给了一个学生，结果对方又跑去别的学校，于是宁可“多签几个意向再择优录取”。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共同的恐惧：资源的不确定性。

在教育社会学里有个概念叫“稀缺性驱动策略”（scarcity-driven strategy）。

当资源稀缺、规则又不完全透明时，理性个体往往会选择“备份”行为来降低风险——比如学生囤offer、导师广撒网。

看似道德滑坡，实则是一个典型的系统性反应：当制度不能确保“承诺必兑现”，信任就会退化成“抢先手”。

而这种“互鸽”，伤害最大的，其实是制度本身的公信力。

当所有人都默认“反正别人也不讲信用”，推免就不再是一个以学术志趣为核心的匹配机制，而变成了“先锁资源”的博弈场。导师选学生不看研究兴趣，而看“谁稳”；学生选导师不看方向匹配，而看“哪个不容易鸽我”。

最终大家都更谨慎、更功利，谁也不信谁。

这种局面，对学生尤其残酷。

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关系性焦虑”（relational anxiety），指的是人在高风险关系中长期处于“被拒绝预期”状态。

我所知道的推免生中，不少孩子在整个月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邮箱一响就心跳加速。

这种被悬空的状态，会损伤人的专注力和情绪稳定性，有的学生后来跟我说：“我都不想再和任何导师谈科研了。”——这就是信任成本的代价。

现在很多高校推免审核依然过度强调“排名”“竞赛”“论文”，但忽略了科研方向和导师资源的匹配质量。

一旦学生进了不适合的课题组，导师也觉得“招错了”，下一年自然更谨慎，这导致循环性的不信任。其实完全可以鼓励学生在大三时就参与目标导师的科研项目，提前建立认知与默契。

保研的理想状态，不是互相选中，而是互相理解，相互熟悉。

说起来有趣的是，国外的研究生招生也经历过类似阶段。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博士录取混乱不堪，学生和学校互相放鸽，后来学术界才痛定思痛，建立了严格的“offer确认期”机制，才逐渐恢复秩序。

换句话说，“互鸽”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当教育规模扩张、竞争加剧、制度滞后时必然出现的阵痛。

如果要一句话概括破解之道，那就是：让信任比机会更有价值。

制度要保障信任，学校要培养信任，学生要珍惜信任。

只有这样，推免季才能回到它该有的样子——不是一场抢位游戏，而是一场志同道合的相遇。

我是

愿保研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