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期待，《澎湖海战》注定将成为一部以后会被汉人经常提起的电影。就像2006年央视上映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样。
不过我更关心谁演荷兰殖民者头子。
荷兰殖民者被郑成功从祖国的宝岛台湾赶走后，贼心不死，勾结清朝，一起进攻郑家。
康熙元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舰队抵达闽江口，12艘夹板船都竖有“支援大清国”字样的旗帜。舰队代表登岸后，向当地官员递交照会，表示愿与“明军以及一切清朝之敌人作战”，但条件是准许自由贸易、恢复荷兰在台统治。（赖永祥《清荷征郑始末》）
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不敢擅自主张，便具疏请旨定夺。清廷批示：“彼红毛人来船出力剿贼，殊甚可点。可否助战，著该王、总督等核议具题。所带货物，著委员监督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本，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荷兰还派员进京朝贡，提出“请助师讨台湾”。（《清史稿》）
在请旨期间，荷兰人急不可耐，曾单独进攻明军，但战果不大。康熙二年春，该舰队返回巴达维亚，临行前曾与清军闽安镇总兵伟尚亮约定：“待入夏后，率领舟师前来助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礼部尚书沙澄题本，康熙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康熙二年八月，16艘夹板船组成的荷兰舰队再次抵达闽江口。清廷方面热情接待，特拨房屋，以便荷兰人“卸存货物”，并邀请荷兰舰船前往泉州，与清廷大员会合。在这里，双方以书信和回执的形式，签署了一份结盟草本，共11条。
第一条规定了“清荷两国民间应有不得破坏之同盟关系存在”。
第二条到第六条规定了双边军事合作的具体事项。
第七条规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与一切华人得享有贸易之自由，不受任何干涉”。
第八条规定，攻占金门厦门后，荷兰人“得在两者之间，择取其一或其他地点，以驻部队，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规定，攻占台湾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
康熙二年十月，荷兰舰队从“外洋驶入海口，两面夹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靖南王耿继茂等题本，康熙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他们仗着船大炮多，“横截中流，为清船藩蔽”，牵制明军。（陈衍《台湾通纪》）而清军水师从泉州、海澄分路出击，发起总攻。明军寡不敌众，退出厦门。清荷联军趁机攻陷厦门、金门。
这是清荷联合作战的唯一成功战例。清廷对此很满意，特别宣布“荷兰国助剿海逆并请贸易。奉旨：著二年贸易一次”，缩短了双边贸易周期，作为对荷兰助战的奖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就在这时，清荷双方在下一步作战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清军一面招抚郑氏，一面准备进攻铜山，并邀请荷兰舰队帮忙。荷兰人对进攻铜山不感兴趣，一心希望清军进攻台湾，还主动出兵短暂占领了澎湖和鸡笼（今台湾基隆）。
然而，清军并未对荷兰人的上述军事行动给予支援。这让荷兰方面对合作前景非常失望。此后一年内，清军曾三次远征台湾，荷兰都不曾派舰船参与，清军远征行动也都因遭遇台风无功而返。
康熙十七年，由于平定三藩的战争已向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倾斜，清军在福建战场上也逐渐扭转被动局面，即将对郑经军队反攻。为了更快取胜，康亲王杰书和福建总督姚启圣奏请朝廷“求赐特敕，谕令该国发夹板大船二十只至闽夹击”。（姚启圣《忧畏轩奏疏》）
尽管清廷迅速批准，并向荷据巴达维亚当局发出联合作战的邀约，甚至派人亲往邀请，但荷兰舰队以“海寇所阻”为由，“不得行，未达而返”，始终没有如期抵达前线。（《清圣祖实录》）反倒是由于此时台湾在远东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忙于干涉爪哇内战，不仅无力阻止远征中国的舰队，甚至连盘踞鸡笼、澎湖的驻军都撤走了。
康熙十九年，清军统帅层曾就是否组织清荷联合作战发生争议。姚启圣主张“俟红毛船到，一同进兵”。水师提督万正色主张“无待荷兰船到，先水陆进攻贼窟”。结果，万正色率军连克福建沿海诸岛，用行动证明了清军水师不依靠荷兰舰队也能打赢海战，打破了部分将领在海战方面对荷兰舰队的依赖心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在澎湖之战中，施琅的先锋官蓝理受伤，肠子流出腹外，幸得荷兰医生及时医治。这是清军进入台湾前跟荷兰人在军事领域的最后合作。
虽然清廷与荷兰就结盟问题多次磋商，但真正的联合作战只有一次。康熙四年以后，清荷军事合作名存实亡。荷兰人以“进贡”与“助战”为名，与清廷军事合作，其真实目的无外乎三方面：一是报复郑氏，重返台湾；二是推行自由贸易，打开中国市场；三是借机抢掠，谋取利益。荷兰军队攻占厦门和舟山后，海盗本性暴露，抢掠破坏严重。
清廷最高决策者的认识水平将忠于明朝的郑氏集团视为心腹之患，优先处置，而对台湾的地位和归属一度缺乏长远考虑。清廷甚至对荷兰这个“合作伙伴”缺乏足够了解，连其地理位置都没搞清楚，一直以为巴达维亚就是荷兰本土。
耿继茂、李率泰虽然强调眼前利益至上，“谁为复百年计，功过目前事耳”，主张先借兵助战，再说其他的，但无论是他俩，还是清廷最高决策层，都没有对台湾未来前途做出明确宣示，将台湾让给荷兰算诸多选项之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密本档》，靖南王耿继茂等题本，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康熙五年正月，李率泰病故，临终前曾具疏提醒朝廷，要对荷兰人保持警惕，“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而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端”。（印鸾章《清鉴纲目》）
同年，清廷突然传旨：“荷兰国既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次年又规定，只准取道广东进贡。由此，荷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特权，只维持了三四年就匆匆终结，鸡笼也随之失去了对华贸易中转站的作用。这也成为荷军主动撤出鸡笼的重要原因。
作为清荷联合作战唯一成功战例，厦门、金门之战中荷兰舰队的表现一般，明军战船“直绕荷兰船之后，冲大䑸而入，荷兰船发炮齐击，无一中者”。明军将领“（周）全斌分诸将引战红毛巨艇于沙浅处，焚之过半”。（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由于荷兰军表现一般，加之要价过高，清廷逐渐抛弃了联荷打明的思路，改为独力进攻台湾。1683年，在明清双方之间反复横跳多次的军阀施琅的带领下，清军攻克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