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柬埔寨国际犯罪团伙”定义为“电信诈骗”，并非简单的命名问题，而是一种典型的“范畴降级 + 语义驯化”策略。
其核心逻辑是：通过语言标签改变，重塑公众对事件严重性、责任主体以及应对方式的认知。
1. 语言不是简单的文字标签，而是“认知入口”
现代语言学与认知科学有一个共识：人类并不是先理解事实，再用语言描述；而是先通过语言框架理解事实本身。
换句话说，语言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举个简单的例子：
国际犯罪集团：我们脑海中会浮现黑社会、武装、跨国、系统性暴力、国家安全问题。
人口贩卖：我们自然会想到：奴役、强迫、反人类行为。
而说到电信诈骗我们想到的却是：电话、骗子、个人受害、经济损失。
当事件被称作“电信诈骗”，我们的认知自动跳入“治安案件 / 经济犯罪”的脚本，而非“国际恐怖犯罪组织”的脚本。
2. 其次就是从“组织”到“行为”，把危险等级被下调，在话语学中，这叫责任主体的去结构化。
“国际恐怖组织” → 高危、系统性、政治与外交问题。
“电信诈骗” → 可防范、个体责任、技术治理问题。
“电信诈骗”强调的是行为方式，而非组织形态。结果：组织者、控制者、暴力结构被语言抹平，犯罪被想象成“零散个体在作恶”。
3. 能把政治问题被转化为治安问题
一旦事件被定义为“诈骗”，它不再是跨国政治与外交博弈；不再是国家失职或治理失败；
而是技术监管、公民防骗意识、个人贪念与轻信的问题。
总结一下就是：语言不仅是描述工具，它本身塑造认知。通过“电信诈骗”这种标签，事件的危险性、责任主体、政治属性都被系统性弱化，从而让公众自然而然地接受“可控、个体化、技术化”的叙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