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反正在它们眼里，北京，上海第一。外省啥的，牺牲影响少。不是缺粮哟，58，60出口了95亿公斤粮食。一个人300斤，算算够多少人吃。

在整个改开之前，对各种政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都会专门安排一下，家属遣返原籍，就是取消城市户口，赶回农村老家去。文革之初的红八月风暴，仅仅北京就是十几万人被赶出北京回到农村。他们的住房被造反派及各色人等占据，以至于北京很多胡同的老房子产权根本无法界定，也没办法拆迁。里面住的老头老太太很多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各种手段招数多得很，谁也拿他们没辙。

高，实在是高。政治地位是“贫下中农”无比的高，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处于最低洼处，进城遭人白眼都是正常的。在河南称呼农民“老扎”（意为：土气、穿着破烂、没见过世面）。当年城市人与农民一眼就分别出来。农民对此等待遇十分气愤，骂城里人：骑洋车，戴手表，老子不干你吃屌。可是骂归骂，该破衣烂衫，灰眉土脸照旧。亏了邓改革，使农民从精神面貌到经济实力上翻了身。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只听说农村有饿死人的，没听说城里有什么人饿死。特别是京津沪这些脸面城市，供应保障那是必须做到的。

建国开始，就只有农民各种想办法脱离农村，去成为工人，军人，干部的。就没听说有别的阶层的人会愿意选择去当农民。城里犯罪犯错的人，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就是丢到农村。

地位看口号，还是看实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有啥地位？统购统销政策直接消灭了私人粮食市场，农民种不种地如何种地完全听政府安排，粮食也只能根据单方面定价卖给国家。人民公社运动更夸张，没有自留地和副业，吃大锅饭让农民连种地的心气都没有了，大家都躺平摆烂等着慢性饥饿蔓延开来。这个时期农民的自主权还不如解放前土改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

但解放前经历过土改的农民，地位也难说有多高，毕竟所有的根据地政府和党务工作都被城里来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牢牢掌控着，农村培养的干部素质天然不高，很多人都只能做一辈子基层工作。农民最方便的出路还是参军在部队里提干，但当时革命战争激烈，参军也是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当干部和当烈士的几率是一样的。革命烈士固然高尚，但躺在棺材里连升三级也不算什么社会地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