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外国留学生在留学北大期间的回忆，蛮有意思的，分享一下：
作者61年到北大留学，记叙从此时开始。
关于北大的生活：
北京大学每间学生宿舍的面积为3.5x4平方米，没有油漆过，水泥地面高低不平，墙壁曾经用白灰刷过，简陋的窗子锈迹斑斑，蚊帐大窟窿小眼睛的.....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微型衣柜。屋顶上有一个灰暗的白炽灯泡，没有灯罩......北大的生活既原始又简陋，但是想一想，一万多中国学生，他们六个人，经常八个人，挤在面积同样大小的房间里，有的还没有桌子，而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房间只住两个人......与中国学生相比，我们外国留学生享受很多特权。我们有自己的食堂，那里有餐桌、椅子，尽管很寒酸，回声很大，不过有两个窗口，一个卖西餐，有肉丸子和菜，米饭或面条；中餐口可选的菜比较多，主要是各种蔬菜。饭菜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我来自一个高蛋白质饮食的国家——富有牛肉、猪肉、鱼、奶、奶油和奶酪，到一个以蔬菜为主的地方几乎整天觉得饿，不管我吃多少。
关于食堂吃饭，又引出了另一个小故事：
有几个外籍教师也在我们食堂吃饭，其中有一位教德语的女教师，她跟一位中国人结婚了。作为外国人她当然有权在外国人食堂进餐，但是她的丈夫不能。因此每一顿饭她买的量都比较大，坐在远离卖饭的窗口，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往饭盒里装一些饭菜。她的脸有疤痕，头的顶骨有一块发白的刀伤。她戴一副薄薄的传教士眼镜。听说，最近一年她千方百计要使某个外国留学生与她的女儿结婚，以便能把女儿带出中国，但是直到此时仍然没有人上钩。
作为留学生，当然少不了其他留学生的故事：
当我听说曼努艾尔与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主任不愉快的会面时，我去拜访了他。曼努艾尔说，他是学表演的。由于一次偶然的原因，他在智利参加过一场京剧演出，对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感兴趣，就申请一笔中国奖学金，来华学习各种不同的剧种。他来北大差不多有一年了，但是校方还没有帮助他看一场演出。他很失望。回智利吧，做不到。他的整个旅费都是中国政府出的，他签了五年合同，没有一个人自行回国可以得到帮助——智利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他曾两次申请回国，但是校方不愿意让他这样做。在智利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如果曼努艾尔回国，会使校方很尴尬。他唯一的机会是被驱逐出境。据说一位非洲青年通过这种途径成功回国——起因是他把一位中国警察打翻在地。为了使曼努艾尔继续留下来，校方给他补了很多的课，这是我们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一年以后他的中文仍然很糟糕，因为他只想回国。
作为留学生，肯定少不了北京的游历，在作者游历北京西山时，记录了一位热情好客的老奶奶：
我沿着路往前走，经过一栋低矮的房子，房子外边坐着一位满脸皱纹的小女人。我经过时，她盯着我看。我不知道我走的路对不对，因此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问，去汽车站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我走得对。“这里是我的家，你要不要进来喝点儿开水？”她一边说一边抓住我的手，然后把我领进屋里。过去穷人家没有茶叶，有陌生人经过时要请他们喝开水——这是一种好的乡俗。像我进去过的绝大多数农村房屋一样，屋里沿着墙都有炕，三至四米长，用土坯搭的，全家人都睡在上面。炕里边有烟道，生火做饭时热气可以传到炕上，就像壁炉一样，全家人睡得既暖和又舒服。冬天的时候，人们在堂屋通着炕的灶台上的大锅里做饭，热气传到有很多横竖烟道的炕里，不会从屋顶上的烟囱直接排出，所以保温效果很好。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就使用这种炕，如今农村仍然很普遍。我敢保证人们在炕上睡得很香！夏天的时候，人们找另外的地方搭一个临时灶台做饭，炕上铺薄布垫、苇席或竹席，不再用冬天厚厚的褥子，睡在上面很凉快。小孩子睡午觉的时候，老人坐在炕上休息或打毛衣、摘豆角、做衣服、做鞋。如今也有很多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靠墙的另一头放一个低柜。少先队员戴的两条红领巾挂在前边的椅子上。屋檐下挂着几颗已经晒干的白菜。这个友善的小女人径直走向门边的陶瓷大水缸，打了一汆子水，然后放在屋子中间微微燃烧的四条腿煤球炉子上。水烧开以后，她把热水倒进一个边沿已经磕碰坏的白瓷碗里递给我。“喝吧，你需要喝点儿热水。”她友善地说。墙上挂着一张毛的画像。她发现我在看毛的画像，赶紧说：“不是我买的，是我的孩子们。”好像在避嫌，不过我可能理解错了。听口气我觉得她她说她的男人正在地里干活。她自己有病。她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部、腹部，微微笑了笑，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病还能治好。我趁机问她关于紫罗兰和其他植物的事。为什么这些花不香？得到的回答是：偶尔可能会有香味儿，如果五六月份雨下得多的话。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天气，直到7月才下雨，这时候花已经凋谢了。她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为什么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一边还轻轻地托着我的美丽长发，问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模样儿？我尽力向她介绍说，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国度，那里很多人的头发都跟我的一样。她摇了摇头，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她说，她一生只到过北京城内两次。我向她介绍瑞典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当我要走的时候，她谨慎地从嘴里挤出一个问题，问我能不能给她几尺布票，因为她想补一条裤子。但是我只能如实说，我是外国留学生，没有布票。每次我需要布票的时候，我必须向校领导说明我干什么用，这时候我才会得到满足。她立即接受了我的解释。然后我们告别，我继续赶路。
恰逢新年，学校放假，作者也规划了去中国南方的短期游历。游历从买火车票开始：
因为2月份有春节，即中国的新年，北大停课一周。为了扩大一点儿我在北大学习的空间和视野，我申请到其他一些城市旅行，其中包括上海。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只可以随便去西山和不远的明十三陵。想去其他地方需要批准，能否得到批准取决于一个人在北京的身份。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士只能访问一些较大的城市，住在被指定的、经过当地挑选的大宾馆。就挑选城市而言，我们留学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不过我们也得到指定的宾馆去住，不能改变。为了获得外出旅行的许可，事先要做很多准备，管理部门管的事既多也变化无常。为了能买火车票，首先要出示本单位的介绍信，不仅要说明想访问的城市，还要说明何日何时启程、到达和离开。除此以外，还要确切知道铁路部门是否有合适车次的座位。最大的问题是，你只有获得批准才能得到车票方面的信息，反过来你必须准确知道火车开车和到达旅行目的地的准确信息才能获得批准。这个事由两个部门管，它们设在不同的地点。我想首先应该得到公安部门批准吧。人们自始至终都想从当局有关人士那里得到确切的消息，什么时候一切才能办妥——在不断催促下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可能明天吧！”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人在办这件事。据说，你要提出问题，使出自己的雄辩才能，给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到那里或者其他地方去——他们会很礼貌地听着，然后没有下文了。原因是，真要办事的时候，起初跟你谈话的人不见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为应该由地位更高的人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从头来。不过好事多磨，最后总会有结果。当一切都办好了以后才得知，从北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买单程票，不能买联票。如果我想继续访问其他城市，必须再从当地买。那个地方有没有合适的火车，最主要的是能不能买到票，在北京不可能知道，只有你到了你第一个要访问的城市，在那里才能知道。不过人们会告诉我，可以事先与我要访问的城市的外办联系，我会从那里得到帮助。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以后我如释重负，心想下半个行程没问题了。但是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我被请到留学生办公室，告知火车开出的时间变了，不能保证我会有座位。似乎整个行程都要重新安排。不过公务人员最终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成行了。在20世纪60年代远途旅行可是件大事，单单上火车就要花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北京新火车站一进门就要严格检查。新火车站紧靠城墙东南角，楼顶有一个美丽的大钟。几百名旅客背着大包小包和孩子挤在大厅的进口处等着进站，然后在滚梯护栏前等——最终在车厢口验票才能上车。到处都要仔细验票，到处都是监视人流的武警和配备冲锋枪的士兵。如预知的那样，我因为是外国人，所以要坐一等舱，或曰“软卧”，属于高等地位的人的座位——行政管理人员、军人和类似地位的人——那里比较舒适。靠背椅之类的设施也有别于“硬卧”。桌子上铺着手工绣的桌布，带有葡萄藤状的白色叶子的青瓷茶杯，有着大理石灯座和绿色带褶丝质薄纱灯罩的台灯，椅子上套着钩针编织的罩布。有供沏茶用的暖水瓶，服务员多次加水。火车摇摇晃晃经过城东南的大门时，太阳正好喷薄而出。大喇叭里播放着少数民族音乐。每次火车开出或进站时，接车人员都要立正，这是一种凯旋的仪式。
到达上海后，她们拜访了一位老资本家：
有一天下午，我跟随几个外国人到一位中国人家里拜访，据说他是一位“被改造好的旧帝国主义分子”，革命前他属于上海有钱人。他和他的家人还住在一栋大房子的底层，但是各种迹象表明，他已经不再富有。没有漂亮的硬木家具、中国国画、雕花屏风和书法条幅，也没有精美的瓷器或青铜器。他本来有一副漂亮的面孔，但现在已经风光不再，眼大无神。谈话中他有时把目光投向我们，好像他想起了某些往事，想起了他曾经用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式与外国人谈话。有好几次他突然中断谈话，目光惊恐起来，好像动物突然感到了危险，其实没有。谈话用中文，尽管他本人的英语很好，不过当翻译翻错的时候，他会谨慎地加以纠正。他兴致勃勃讲起了自己的巨大财富——二十万元，能养活一百个农民——以及他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他低价买进过期的盘尼西林，然后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利润。他用同样的手段倒卖他能弄到手的过期维他命和其他产品。直到1949年革命以后，他才明白这样做是多么错误。他面带微笑责怪自己和自己的前半生。“看，共产党人是多么正确！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是多么残酷，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简直是窃贼，是土匪。”其中一位来访者问，他说的是真话吗？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当然是！他们是有罪的！毫无疑问。”但是当大家喝完茶、翻译的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他迅速转过身对刚才提问的人用英语低声说——只有室内少数人能听到——卖这种药的事，自然不是普遍现象，可能个别时候才会发生。他继续热情地说，他的孩子都是优秀的少先队员。这时候他重新转过头对着大家。他说，他们经常批评他和他的妻子，他们是真正的少先队员，他们接受的教育比他和妻子接受过的教育好多了。当有人问他能不能回答，他们的孩子是跟他和他的妻子亲还是跟党亲的时候，他快速回答：“跟党最亲。这还用说。”
同时，在上海参加了反美集会：
一天上午大喇叭响起，号召大家到旧跑马场参加群众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谋杀刚果总理卢蒙巴。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市中心的街道交通已经封闭。当我来到广场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很明显各路队伍都是精心组织的，每一批有三十五至四十五人，大家手里拿着旗子和千篇一律的抗议标语。靠近南京路的地方搭了一个讲台，上面铺着化纤地毯，每个灯柱上都挂着一个扩音器。讲演者一个接一个从讲台上发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摄影机和麦克风对着公众、对着主席台，整个过程都录制下来。有一位中年人站在我旁边，他长着一副和蔼可亲又文质彬彬的面孔。我谨慎地问他，人们是否知道关于卢蒙巴被杀害的更详细的情况。“这件事刚刚发生几周，”我说，“人们怎么能知道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犯下了这起谋杀罪？有什么委员会能来得及调查清楚这件事？”“没有，”他用温和的法语回答，“不过事实将证明，美帝国主义要负责。”他继续用同样温和的语调说。
当然，更有意思的还是因为搞封建迷信被群众教育，不禁莞尔：
回宾馆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很热闹的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在外国人到来之前，那里是一个有围墙的小渔村。在街角处有一个说书人和一个戴着白色无沿帽拉二胡的人。周围有一群听众，主要是孩子，他们随着说书人强调重点之处的手势聚精会神地听着。远处有一位算命先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前面有一个放签的瓶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算命先生，只看到过革命前很早拍的照片。我问他算一卦多少钱，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老人向我展示我抽的签，不过我们还未来得及细说，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这是迷信，”他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与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把我逼向老头和墙壁，被夹在成年人大腿中间的小孩子喊叫起来。我立即中断了与算命老头的谈话，竭力想保护自己，不再后退。我大声呼吁、打哈哈、开玩笑，请大家不要再挤了，但无济于事。不过最后我总算幸运地冲了出去。我看见不远处有一辆三轮车，赶紧跑过去。我跳上车，迅速告知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人群穷追不舍，他们高喊不要拉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号人。蹬三轮车的害怕了，我赶紧下了车，快步离开。在大街不远处，我又碰到另外一辆三轮车，我说明我要去的地方并登上车。他开始用力蹬车，但是很快就被赶上了，一群孩子把他围住，高喊他不要拉我。但是车夫使劲按着车铃，迅速甩掉那群孩子，我安全到达宾馆，毫发未损，但惊恐不已。我至今记得车夫脊背上的盐花和黑色衣服上的一圈一圈的白色汗渍。
在游历了上海后，简单评价了一下北京与上海的不同：
尽管整个上海都散发着霉气，好像立即需要戴上防范器具，但是比起北京来，还是比较有生气，人也显得更大胆一些。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在大街上问我——用英语或法语——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随后我们交谈一会儿，这在北京是难以想象的。我甚至还看到一对对年轻情侣手挽手散步。
游历完上海后，作者又到了广州，慕名拜访西方以往刻画的珠江：
我是第一次访问广州，但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已经略知一二。1731到1831年间，每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都从中国购买受人喜欢的商品——茶叶、丝绸，特别是瓷器，没有任何西方的公司像瑞典这家公司那样进口那么多的瓷器。很多瓷器又转口到欧洲。这种贸易活动是在珠江中一个叫沙面的小岛上的货物贮藏点进行的，它与大陆只有一条狭窄的运河相通。1780年的一幅著名的画上有这栋美丽的建筑，我们能看到瑞典国旗自豪地在屋顶飘扬。不到二百年后，我正好在这个地区漫步，竭力想象它曾经的模样：繁忙的商业活动，把货物装上船，太阳高照，珠江的浪花拍打着船头，苦力用扁担挑着茶叶和瓷器，喊着劳动号子。
接着就发生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往上游看，又细又长的船成排靠在码头上。很多人住在船上，他们在上面做饭、洗衣服和教育孩子。每个栈桥都有自己的街牌。我特别好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我拍了几张照片以示纪念。但是我很快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朝我涌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带有威胁性。我为什么要在那里拍照？我竭力进行解释，说这些船很漂亮，整个环境对我都很有吸引力，所以我想拍几张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对于我的解释，围困我的人并不满意。他们叫来警察，警察问了一大串的问题。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几百人。警察说要没收我的相机。人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新公园？为什么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我回答说，我已经照过新的市政府大楼和公园。为了能使围着我的愤怒群众平静下来，我提到我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并补充说我的家乡瑞典的朋友既想了解旧中国也想了解新中国。我想拿一些能证明这一点的照片给他们看——因此我拍了珠江上船屋的照片。愤怒地谴责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解释奏效了。周围的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持赞成态度。这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讨厌的外国人在这里转来转去搞间谍活动，专门拍船民和中国的贫穷，我只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社会。警察祝我成功，人群散开。我保住了我的相机。
游记完广州后，作者踏上了北上回京的火车：
火车开了几个小时以后停在一个小站上。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要下车活动一下身体，但是在这个小站做不到。狭窄的月台上挤满了等待上车的旅客。他们背着大包，面无表情，眼睛就像破碎的玻璃，身体消瘦、弯曲。很多孩子一丝不挂、肮脏可怕，头上长疥，苍蝇在伤口周围飞来飞去，肚子鼓鼓的。女人背着婴儿坐在地上，茫然地朝前看着。上衣敞开着，被孩子吸吮得干瘪的乳房像袋子一样拉着。她们赤着脚。由于年复一年地在坚硬的土地上劳作，她们的脚很黑，上面裂着口子。她们的腿很细，筋都露在外面……稍后，火车停在韶关。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月台上有一个固执的人在等车。他长着灰白的头发，留着平头，手里拿着火车票。他双手叉腰，低着头，好像面对着什么大人物。“我要去北京！要坐那边那节车厢，我不坐这节！我不坐！不坐！”列车员试图拦住他，使劲拉他的胳膊，他打挺儿，试图躺在地上。“不过毛主席想让你坐这节。”列车员煞有其事地高声说。这个男人仍然不肯。他在叫喊声中被拖进车厢，他的东西也随他被塞进去。有几个人紧张地在月台上跑来跑去。“小心点儿！别让外国人看见，这里有外国人……”
感谢作者用朴实的文笔为我们记录下了这段有意思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