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一个绝好的观察窗口，此时引领半个世纪的革命领袖已经逝世，革命的浪潮也被发展与现代化所取代，但新的风向尚未重塑整个社会，故而我们可以更好的观察革命的遗产。
在《西厂劳工》中记录了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件事，
1983年11月5日上午10点许，厂纪律检查小组按厂规定在全厂进行纪律检查工作时，发现铸铁车间大件组工作场地、车间内东头有5辆自行车，便问是谁的，无人应答，便决定将车推到存车处，正当向外推车时，何某某站了出来，与之大吵大闹：“你们这下可发大财了，多罚工人的钱，你们可多分些奖金。”“×领导不是给你许个什么科长？你姓×的是想当科长了，你们到车间随便推工人的自行车，这是强盗行为，你们这么做就是强盗！”如此纠缠达半个小时，其间两次把车间副主任、主任叫到现场进行劝阻也没制止，造成厂内数十人停止生产出来围观。纪检小组立即向厂领导汇报，厂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停止何某某的工作，写出检查视其态度再作处理。厂里马上将这个决定通知到车间，车间再通知到班组，最后由班组通知到何某某本人。何某某听后，气冲冲地走去厂部办公室，当时，纪厂长正在召开企业整顿验收汇报会。何某某一脚把办公室的门踢开，指着纪厂长破口大骂：“我×你的妈，××，你为什么停止我的工作？你混蛋！”当别人拉走何某某时，何某某还边走边骂“你他妈的活腻歪了”等···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位可敬的何老先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谩骂起检查人员，而是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维护自己的同事。
何某某是铸铁车间的工人，其实，那5辆自行车都不是他的，他是为其他的工人打抱不平。他为什么要打抱不平？他的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很遗憾，在西厂调查期间，笔者未能找到何某某向他询问这些问题。幸运的是，笔者查阅到了西厂第二届一次职代会某小组讨论厂长工作报告时的发言记录（记录时间是1982年2月15日、16日），下面这些从中摘录的发言记录①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某某之所以那么气愤的原因。
考虑到后续的篇幅，我们这里也节选一下
——某某车间只有六七十名职工，却有四五个主任、书记，设备动力科居然有7个科长、副科长。提拔这么多干部，下面的工人能没有情绪？工人能口服心服吗？
——上面的干部能不能刷下来？究竟需要多少？交工人代表大会讨论一下。生产工人太少。正式的生产工人没有几个。不要谁有面子谁上去。尽是捣鼓上去的！
——干部多得没地方坐，鸡多不下蛋，还想发财，不就都吃了吗？这是不是浪费？厂长是难当，但是要怎么办？十个干部五个够不够用？要算一算，要调整嘛。
——拿工资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搞工时定额，出力的只有几百人，闲人太多！这好比比赛场，赛跑的运动员只有一个，发令员却那么多！
——职工多，干部也多，每个科室七八个干部。设备坏了扣工人，这没有道理，下面反映比较强烈。如果有生产任务不干，扣多少我都没意见。干部工作效率不高，相互扯皮，影响不好，群众有情绪。
——科室都是为车间服务的，现在的科室，刚进厂的小年轻就上小白楼①，刚参加工作的小丫头便以电话命令车间去人拿本子，好像他们都是老爷，我们是什么？那么多干部为什么不送下来？作风太不像话了！上届提过，这届再提，看是否可以解决。
——有一台液压剪床，受冷不能开。根据技术要求低于0度不能开。由于气温达不到，说坏就坏。那么大的车间两个炉子顶什么用？车间解决不了，我们自己到安技科去，林科长恶劣对待我们，太不像话！
——锻压车间夏天热，冬天冷，没有暖气，无棉袄，直接影响生产。厂里只是下达任务，但又不给创造条件。厂里搞了许多条文，都是在工人身上打主意。完不成扣工资，是土政策、土办法，不利于生产。在思想上并不愉快，思想上背了包袱。
——铸钢车间排尘无人过问，工人干活受罪！厂里干部却不去体验一下。
——科室坐着的，不流汗，不受累、不挨冻，也拿和工人一样多的奖金。
——厂长采取扣罚工资，活越少越不好完成。有任务不干，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活不多，搞得月月完不成，月月扣工资。工人一年下来，奖金还不如干部！应该鼓励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除了扣就是扣呀，拿了工人来开刀，反正就这两个钱，你就扣去吧！这是邪气！
——厂里提了那么多工程师，几乎没有技术员了。我们车间马某某，在农村好多年，回来才两年，就提拔为工程师。光有指挥员，没有战斗员怎么行？
——住房分配对干部考虑多，对工人考虑少。不应该只注意职务和关系，尤其要端正分房人的思想，最好让作风正派、思想端正的同志担任这一工作。
这些激烈的言辞是直接震撼到作者，以至于感慨道，
透过这些意见，笔者主要有两点感触。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②二是觉得当时的工人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或者说，他们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喜欢拿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与领导干部所享受的待遇作比较。他们评价自己的待遇是否公正合理的标准往往不是自己实际享受的绝对待遇，而是与领导干部相比较时的相对待遇，也即他们的参照群体是领导干部。当工人这样把自己和干部“捆”在一起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时，就很容易产生不公正感。从上面摘录的“意见”来看，工人群体对干部群体的不满之处很多（如认为干部太多、干部办事效率低下、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干部不关心工人、干部扣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干部说话不算数、在住房分配上对干部考虑得多，等等），以至于影响到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如果这种不满情绪长期积累在工人的心里，不能及时排遣，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出工人针对某些领导干部的过激行为，或者会像何某某那样采取为其他工人打抱不平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而文中提及的“干群之间的分化”，即便在国内其他研究中也是得以确认，比如《身份认同与生产政治：国企变迁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就提及
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但是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本章所论的改革阶段，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供给企业负责人（厂长、经理）更加广泛、更有力度的权限，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激励去完成生产任务。
这就意味着厂长及其任命的中层管理干部在工厂生产中，越来越有可能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作为其管理决策的出发点。而对于生产一线工人的管理，就是首当其冲的。
企业利润留成的目标指挥棒，使企业管理者把目标逐步分解，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岗位，并进行严格细致的考核。而这套管理规程是在全面计划体制时代少见的。这就必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强度，所以，生产目标的推行、实现和生产过程中管理权威的树立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候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相比，大不一样了。车间里、班组里管得越来越严，经常有生产任务完不成，真扣钱。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扣就心疼，就得使劲干。车间里那些搞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了，有时候想想，他们也是没办法，一级压一级，厂长逼他们，他们就对工人严。（WWD，退休工人)
在厂里厂长是一把手，在车间里车间主任是一把手，生产、岗位安排、发奖金、评先进，大事小事都说了算，谁不听谁就试试看。工人有些不满的，有意见的，也不会提，提了说不定哪天就找个理由给你“穿小鞋”，扣点奖金、调个差岗位，都很现成。（退休工人，ZDT）
……企业负责人和管理干部已经在这一个改革阶段逐渐成为企业的中心，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决策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权力。他们也在政策的定位与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自我群内认同。干部与工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一致性，在改革实践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模糊。
国家原来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养着企业，这突然说不管就不管了。企业还担着那么多贷款，这对我们这些干部来说，也是个负担。··政策变了，但是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还是要吃饭、要生活的。国家那个时候给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了，我认为有好处。原来的时候，国家管的太多，这不能动、那不能变。后来厂长手里的自主权大了后，可以灵活的管理了。··要是没权力，怎么管？不管好，几千口人等着吃饭，厂子（效益）不好了咋办？（YDJ，退休干部，分厂厂长）
国企工人作为管理对象，除了能够保持全面计划体制下的优势没有丧失而言，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虽然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能基本保持满足和稳定，但是对干部群体在改革实践中的权力强化、管理实践中的严格控制、承包分配中的巧取豪夺，大家还是看得清楚。
1990年前后的时候，厂子的效益很好，×××成了抢手货，资金回来得快，积累的也多。厂领导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附近的县镇，谁和他关系好，只要是说需要资金支持发展个什么项目，随便近百万的钱就拨出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白做。事后的事实（领导犯法）也证明，他们拿公家的钱做了私下交易。···权大了、钱多了，人就会变。和过去相比，厂子里的领导干部变化大了，买好车、给自己盖别墅、把承包工程放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和工人的差别已经不是一点两点了。···地方本来就不大，谁都看得见，但谁也没办法，改革就这样。（LXY，退休中层干部）
工人日益感觉到，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对于这个“外群体”，基于以上原因，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什么都是他们沾光，分房子他们分大的，分奖金系数他们拿高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受苦不闻味（化工企业的刺激性气味），还比我们多拿钱，没我们累死累活的干活，他们还能完成任务？（LCL，工人）
好了，说回《西厂劳工》，作者在感叹“一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真敢说话，有意见真敢提！因为当笔者继续翻阅后来的职代会材料时，发现这样的批评性意见越来越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见不到了。”本质仍是RO体制下厂长负责制尚未完全战胜劳工主权的反映，
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事例来看，
汪桂大约当了两三年厂长之后，某天下午，厂工会主席侯汉突然召集各个二级部门、车间的工会主席去厂长办公室旁边的大会议室开会。我当时是车间的工会主席，我也去了。这些部门的工会主席，共有30人左右，都是职代会的工会小组长。在职代会休会期间，这些小组长可以代行职代会的职权。
开会后，汪桂厂长首先讲话，他请求职代会同意给他涨工资。他向大家解释了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说是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或者是根据承包合同，我记不太清楚了，完成承包任务的厂长可以涨一至三级工资。他说：“我呢，考虑考虑，觉得拿三级有点高了，就拿个中档吧，拿两级。”他讲完后，侯汉念了一份事先拟好了的给汪桂厂长涨两级工资的职代会决议，请大家发表意见，可是，大家都不吭声。见大家都不吭声，汪桂便又解释了一遍给自己涨工资的理由，侯汉也帮着做大家的工作，可是，举手表决的结果，还是没过半数。这一下，汪桂的面色难看了，他气哄哄地走出会议室，到旁边他的厂长办公室去了。
大家为什么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我也说不好，因为大家都没吭声，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我猜想大家可能会认为：活是大家干的，凭什么只给你厂长涨工资？但谁也不想当众说这个话。接下来，侯汉继续做大家的工作，把那些没举手的工会主席一个一个地请到旁边的小会议室里谈话，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表决，决议虽然通过了，可还是有四五个人没举手。之后，侯汉把汪桂请过来。汪桂很高兴，对大家说：“我不领这笔工资，我将拿这笔钱来请客！”说完，汪桂就走了。见他一走，侯汉低声说：“嗨，请啥客呢？
他要是会请客，就不会向车间要烟抽了！”汪桂不喝酒，但烟瘾很大，都是抽好烟，他常常以要接待客人为由，要求车间送烟给他。领导们开会的时候，他喜欢给大家散烟，不管人数多少，每人一支。因此，他确实需要很多烟来接待客人，用他那点工资是买不起那么多好烟的。
在当时，他也就是要求给自己涨两级工资，向车间要点烟抽，现在看来，这都不算什么，而且这都是明的，大家都知道。和这些老领导相比，后来的领导干部真是太贪了！越是年轻的干部，胆子就越大，越敢贪！
一个厂长负责制下企业的厂长，为了给自己涨两级工资（两级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十多元），竟然需要如此兴师动众，而且表决了两次才获得通过。而且，第一次举手表决时，赞成者没有过半数；第二次表决时，仍然有四五个人没有举手。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不同于匿名投票，是公开的，有这么多人竟敢在厂长面前公开表示不同意给厂长涨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对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很低，也反映了当时的职工群众并不怎么怕厂长。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尽管当时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可职工群众并不怎么认同厂长的权威地位。
而这种发自内心的主人翁意识，和并不理睬RO掀起的新浪潮，在某些方面就尤为突出
潘平，男，当时 23 岁，是动力科锅炉工段的锅炉工。1988年5月上旬的某一天，他发现输送蒸气的管子漏气，便建议工段长郭永马上维修。郭永说：明天再修。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也没修。后来，见堵头都被顶开了，郭永才过来维修。潘平见郭永到这个时候才来，便骂了一句：“他妈的！你们早点不修？！”郭永当时虽然没有吭声，但在此后的几天里，他老找潘平的毛病。15日，他说潘平把分气缸的阀门弄断了，罚了潘平10元钱，并责令他把阀门修好。17日，潘平上班迟到了20分钟，郭永批评他说：“你迟到不止一次了，以前也和你讲过，你现在是主司炉，你不在就影响生产。厂里劳动纪律抓得这么紧，你怎么老迟到！”潘平解释说：今天是因为自行车坏了。可郭永说：这不是理由！郭永要求潘平写一份书面检查，并要求他去找动力科科长，向科长认错。潘平一听，忙说： “这么长时间，我今天才迟到一次，怎么就不行？”说完就离开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手持一把约一尺长的刀，来到郭永的办公室，也没说什么，对着郭永的脑袋就砍了一刀，导致郭永头颅部50mm切割伤，缝合5针。潘平打人后，主动向厂保卫科投案自首。1988年5月27日，厂务会议研究决定：开除潘平的厂籍，留厂察看一年，扣发当月奖金，考察期间下浮一大级工资。②
这种对抗在九十年代前后走向了高潮，成功迫使XX部要发布《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的事。
（3）殴打、伤害领导干部的增多。因此，1993年公安部及时发布了《关于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同企业保卫部门一道，把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来完成。在此之前，一些地方也出台过类似的“通知”，比如1988年8月5日《工人日报》第1版报道：最近，陕西省公安厅就切实保护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问题，向全省公安保卫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定出具体防范措施，并认真查处近年来发生的伤害企业领导人人身安全的案件。
那这一切，现今何在？
于建嵘老爷子在他那本《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中有一篇采访
原来吃大锅饭时，生活还有些保障，起码还有工做。干部对你再有意见，最多是将你的工种搞得差一点，没有过硬的理由，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你开除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不是说要改革吗？这一改，有些干部的权力就大了，现在他们想叫谁下岗就叫谁下岗，理由都不用找···为了让工人听话、多做事，加强管理是对的，但你不能搞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啊。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完全可以按各种名目叫你下岗。你如果不想下岗，就得听干部的，有时还得请客送礼。不然，就只得回家抱孩子喽。这一点，我就是想不通。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闹罢工时，就是为工人争权利啊···
还有更坏的，就是现在搞的改革将过去工人反对的包工头也合法化了。当年毛子任领导我们安源工人搞罢工，反对的就是包工头。现在可好呢，包工头合法了，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叫承包。企业讲经济效益是对的，但总不能将工人的基本利益否定掉。现在一些工区搞承包，实际上只是少数几个人在掌权，而做工的没有权利，只有拼命干的份儿。这些掌权的人，花花肠子可多了，他们有好多克扣工人工资的办法。所以在安源煤矿，你不要看工资表，因为工资表与实发工资的差距是很大的。这些新包工头将自己的工资挂在有些老实的工人的工资表上，当这些老实的工人领了这些钱后，就得立即交给这些当官的。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啊。因为他们有权、有钱，而且有政策。有时候有工人也告状，可他们就动用黑社会势力来对付这些敢告状的工人。
我们这些正式工都知道矿里的实际情况，所以都不愿意做一线采煤工。现在一线采煤工主要是农民工。包工头也喜欢用这些农民工，因为这些农民工刚从农村来，不了解情况，胆子也小，而且在矿上做事要比农村强一些。但我们这些正式工可不是那么好骗的，所以，他们就要我们下岗的下岗，内退的内退。我们也不想看着他们胡来，不想为他们当牛做马。要我们退，我们就退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他们算账的。现在还不是时候，时候不到啊，时候一到就会算总账的呢。
在柳本金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老工人附和，都说事情就是这样，柳师傅讲得对，只是还不够。有一位据说有50年党龄的离休南下干部的言辞更为激烈。一说到现在的社会风气，他就非常气愤···许多人就说：“还是毛子任在的时候好，我们工人是老大哥。现在不行了，是‘下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