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马克思化”、“列宁化”了呀！
新中国成立后，禁止绝大多数百姓中的男性穿民国时很多男性会穿的这种长衫，只许相声演员在说相声时穿长衫。
50年代初期，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有一次穿着旗袍参加“文代会”之类的会议，结果遭到了参加会议的其他人的批评，指责她不该在解放后还穿旗袍！（当时流行穿苏联发明的“列宁装”）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时间里，我国的公章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解放后我国的公章向苏联学习，改成了苏联那样的圆形，而且在公章的中央会加一个五角星的图案！
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大陆制定的“文字改革”的计划是逐步淘汰汉字，最终用“汉语拼音”取代汉字，直接当字用。“腾讯”网的编辑部自办、自写的名叫“短史记”的专栏2019年有一期的文章是《汉字简化的曲折过程与历史教训》，文中就说了：
（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
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提上日程。当时提倡的是“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是“字母化”的一种过渡手段。如吴玉章所言：
“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吴玉章《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
另据胡乔木回忆，此事与斯大林的提议有关，“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确立的文字改革方向是：（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作为向前者过渡的一种权宜之计。（郭沫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关于“汉字简化”与“文字拼音化”之间的关系，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说得非常清晰：
“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这种“过渡性质”的定位，降低了汉字简化所获得的学术待遇。比如，吴玉章认为，“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权宜”，是当时的文改会成员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心态。（《从改革到规范——试论汉字简化的失误》，收录于《藟缘论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鲁迅生前就主张逐步废除汉字！当年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36年10月他接受一份名叫《救亡情报》的报纸记者的采访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篇采访录、访谈录随后以《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为标题，作为鲁迅写的文章收录在了鲁迅的各种文集里，比如解放后的1951年出版的书《鲁迅论语文改革》中就收录了他说的这段话(见下面原书的实拍照片) 《救亡情报》报是当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一份爱国报纸。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是主要的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