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升的过快，能力与职务不匹配。
教员曾说过“三门主义”，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
早期王明、博古、洛甫、稼祥……，都是如此。这个名单可不止这四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都算。
可以说是中央苏区的失败，长征的艰难才让他们成长。
这里面王稼祥与教员的关系相对最好，所以遵义会议后新的“三人团”中有他。
在与红四会师后，张要权，洛甫、王其实都想退，后来是洛甫退了，王的职务没变，需要他压着张。
到延安后，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教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此前的留苏派绝大多数都在实践中重新学习，因此各自的能力和进步速度也就体现出来。
任当初也属于这个群体，但跟着贺胡子长征后，有山头，也更有能力，逐渐脱颖而出。
刘也因为在白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脱颖而出。
他们都进了国初“五人组”。
与其说洛甫、王等被历史拖累，不如说他们的能力上限也就到此了。因缘际会，他们20来岁小年轻时直通山巅，但经过残酷的斗争筛选，一切还得按能力来。
国初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是信任，也是他能力最好展示的平台。
外交部作为我国第一大部，还是总理亲自领导，此后他升任第一副部长，真不低了，更实务的工作他谁也替不了。
你说他有委屈吗？肯定有。但在那个全世界都风起云涌的时代，又有哪个不曾委屈？连教员都不例外。
但他的盖棺定论很不错，79年给他召开追悼大会，由邓致悼词，说他“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对于一个历经大时代而能力又不顶尖的人来说，历史给了他机遇，而能力与之不匹配时，于人于己于历史都是一场灾难。而历经坎坷还能收获一个不错的结局，真的不必苛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