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朝是个最不坏的“夜壶”。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解决方案，随殖民主义被强加给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文明标准”等不平等逻辑。它从来不是中立的、普世的道德律法，而是一套“强者制定、弱者被迫遵守”的游戏规则。对中国而言，在现代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理论框架下领土范围存在“阿喀琉斯之踵”——怎么在赖掉清朝签订条约的情况下，又能保持维护56个民族既有活动范围。
中国历史上的领土丧失，是发生在国力衰微、无力维持实控的时期。此时，再充分的法理主张也无法阻止列强的军事侵略和胁迫签约。法理无法独立于国家实力而存在。虽然在物质世界的终极层面，实控（有效统治能力，通常以武力为后盾）是权力存在的基础。但是完全的不认可国际法会导致制裁和孤立，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特别是在弱小时期的中国无法支付完全不认可国际“法理”这一成本，中国不能沦为国际法上的“非法存在”。
那我们能不能完全认可国际法呢？答案是不能，因为清朝签订的条约在国际法的范畴有条约有较强作用，可作为法理斗争的基础，可能获得国际支持。完全认可国际法，中国的国土疆域会严重缩水。法理是一种权力工具，而非纯粹的道义说辞。它的效用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尤其是力量对比和国际环境中）差异极大。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面临复杂领土形势的大国而言，强调法理是一种基于长远历史和现实政治考量的战略必需。它既是武器，也是铠甲，其始终与国家实力的兴衰紧密相连。中国需要“法理与实控相互强化”—— 以实力捍卫基于法理的领土主张，再用法理赋予的合法性来降低统治成本、巩固内部认同并赢得外部博弈空间。
面对又要认可国际法，又要不认可国际法的悖论我们该怎么办？？
只有“选择性承认”。接受“主权国家”和“国际法”这个基本游戏桌，但拒绝对手制定的发牌顺序和部分牌面。
我们承认清朝在最强盛时，通过有效统治和部分平等条约，所确立的那个“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地理框架。这个框架是客观历史存在，是后来一切故事的舞台。否定这个框架在衰败时，因主权丧失而被外力撕扯、破坏的那些非法过程。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双标”，也是中国在面临历史问题的困境。我们需要从清朝身上取出“统一”、“疆域”、“主权连续性”这些工具，用来构建国家认同和主张核心领土。同时我们又要取出“不平等条约”、“民族屈辱”、“革命正当性”这些工具，用来解释领土的暂时丧失、激发民族斗志，并为未来可能的权利主张保留火种。
最终目的是用一个强盛的、统一的清朝，来论证中国对这片疆域拥有“自古以来”的、完整的主权历史权利；同时，用一个衰败的、卖国的晚清，来论证革命与复兴的合法性，并为收回失地提供道义和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