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性的性格的确是阴湿的，比较像哈基米，胆小、懦弱、表面上情绪价值给的很多，但是很容易受激哈气，幻想自己独立于哈基人却又离不开哈基人。而韩国男人则更像狗，狂热、愚忠、情感无论是真的还是演的都非常简单充沛。
相信跟日韩年轻男性一起工作过或者谈过恋爱的人都会有上述这种印象，相关描述在小红书上也屡见不鲜。日本人在工作上貌似礼貌，但让他干个什么事无比麻烦，而且日本人特别喜欢挑剔一些极为细微敏感的细节上纲上线否定别人莫名哈气，或者暗地里打小报告使绊子拆家。而韩国人则更多是像条忠诚却不太灵光的狗狗一样，150%地去完成上司和前辈布置不支的任务，生起气来大狗叫叫叫比日本人凶得多，但很少像日本人那样没完没了因为细节拉着别人内耗。
日韩男人各自性格成因应该来源于他们所生活成长环境的不同，接下来我主要分析下日本男人。日本男人的阴湿在于他们的弱小，他们没有权力、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未来。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决定不了，也什么都改变不了，除了那些细碎到令人发指的和他人互动的礼节、规矩和细节。因此日本男人们拼死地在自己能够决定的最后一点社交空间里，恣意地发挥自己最后那点可笑的小权力去霸凌别人。
日本男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非常近期才形成的，发源于2000年代的教育和经济改革，定型于2010年代日本90后作为改革后的第一代人进入社会，至今不过10余年而已。在此之前的日本男人虽然也存在相当的阴湿成分在，但却并不至于成为日本男人普遍的主要面貌。2000年代的时候，日本主要发生了两场改革，一场是教育上的宽松化改革，另一场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学生减负，减少做题竞争，教育系统的风格从“严厉、苛刻”变得“温柔、多样”。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则粉碎了终身雇佣制和传统的日企管理运行逻辑，导入了灵活就业、层层外包、“现代化管理”的理念。两场改革看似积极，实则严重剥夺了日本男性的自由空间和社会权力。
比如在教育宽松化改革的规划中，学校应该从应试的填鸭教育中摆脱出来，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增加课外活动和学生社团，鼓励学生自由多样地去实现自我，从而实现学生的“社会化程度提升”。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日本学生中拒绝上学的数量却是在稳定增加的，如今已经到了30多万人的水平，而哪怕上学有高中学历的学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比例，如今是近10%的比例通过网课、自学然后考学历认证考试这种完全不社交的方式拿到学位。日本人的社会化反而是在退化的，日本的教师们也在频繁反应学生在课上“缺乏活力、缺乏意愿、不想主动做任何事学任何东西”，最后，日本的学生学力水平也在连年下降。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规划与成果的割裂，是因为看似温柔包容的教育暗藏着一种极具羞辱性的矛盾：学生被近乎无条件地给予了巨大的自由，但却完全不具备与之相配的能力。在教育宽松化改革后，少数顶尖著名公立和私立学校通过自己的名望和财力吸引来了杰出的教师和资源，的确培育出了更多样的年轻人，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日本公立学校和相当一部分私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急剧下降，而新生的学生社团则全靠各科老师加班用爱发电带孩子们组织。于是日本学生们就像之前那些和中国学生比赛想象力的丹麦学生一样，当他们被给予一张白纸来发挥想象力作画时，他们只能千篇一律地画出个鸡吧，因为这是他们贫瘠的大脑里仅剩的东西。日本的学生们对此也不是毫无认知，因此他们要么逃出学校去追求做小爱豆小乐手小画师，卷生卷死地自我赋能，要么把自己关在卧室，将自己的自由限制在和自己的能力相符合的狭小空间里。而更多人则是带着一种漠然的挫败感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在过于广大的自由和过于匮乏的教育支持中，他们的自由探索最终以自己什么也做不成什么也改变不了为结论而告终。
类似构造的矛盾也在经济改革中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实现企业和经济增长，而作为手段被导入的就是业务流程的正规化与分割外包这样的管理手段。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前，日本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属人化，公司是社长意志的延伸，部门是部门长意志的延伸，跑业务的业务员也靠自己的风格办事。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随着管理的正规化，职务不再带有职员的个人色彩，而是被分割成了换上谁都能干的标准单元，从业务员到社长，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公司来说是不可替代不可开除的，如果有，那就要第一时间想办法拆分瓦解这个岗位。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安倍的收尾中取得胜利后，日本职场上传统的性骚扰权力霸凌等问题反而得到了相当的解决，因为此时公司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力了，既没有权力作恶，也没有权力做事，只剩下写邮件盖章打报告的微小权力，权力被分解在了冗长复杂的各类流程之中。
但是这里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国家和企业依然在假惺惺地期待所谓的增长，并把这种增长的期待和责任假惺惺地施加到年轻人身上，但年轻人作为这种公司内权力分解中被分解的最为彻底的弱者，是没有任何权限和自由以及能力去推动这种增长的，只能在实质停滞的经济体和公司内，跟着前辈亦步亦趋地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杂务。这种期待与赋权的割裂，同时扭曲了企业里的中登和小登。由于赋权不足导致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中登只能通过所谓“态度、精神、细节”来考验小登，而小登又由于天天被中登折磨得不到权限，而无法推动增长。
最后这种关系就会扭曲成一种阴湿险恶的风味爸爸活。中登和老登疯狂向小登索取情绪价值，而小登则疲惫于通过各种工作表演来讨好中登和老登，自身却得不到任何年轻人本可能获得的鼓励肯定和期许。而对此忍无可忍的日本年轻人则要么润到澳大利亚捡水果、要么去搞web3金融诈骗、传销诈骗、电诈、风俗等新兴产业。在这些新兴产业里，老登还没有彻底支配整个行业，年轻人依然是主体，灰色的天空下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大有可为。
因此对于90后之后的日本年轻男性来说，他们生活在一种虚伪而隐晦的母性敌托邦之中。学校、公司和社会从未变得如此温柔，但是在这种温柔的背后却是对他们歇斯底里的情感榨取，以及把他们永恒地囚禁在无力无能的温柔乡里，他们也因此成了永远离不开妈妈和卧室的孩子。
在昏暗的房间里，年老的母亲抱着痴呆的儿子，一起幸福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