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下的回答可能还是太乐观了，高中教育泡沫的破裂不一定会导致大学不再高中化，恰恰相反，教育泡沫的破裂反而可能会促进大学的高中化与高中的衡水化，因为高中化的大学和衡水化的高中长远来看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是投资-收益比最划算、风险性最低的选择
很多人怀念/回忆的十年前自由开放的大学其实是高中教育投资有效的体现。在十年前，只需在初高中阶段对教育进行投资，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进入985、211高校，就意味着本科毕业后能拿到一个不错的offer。所以，那时候的大学环境比现在宽松得多，大部分人都是三分学习七分在玩，校园回忆都是玩社团、打游戏、谈恋爱，挂一两门课的大有人在，反正毕业前清考完拿到双证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考研保研也远没有现在那么困难，大四上学期苦学几个月，就能考上，考不上的大部分本来也没认真想过要读研，考研失败后就选择就业了
那个时候，初高中教育的高投资是可以带来回报的，至于大学四年，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个过渡期，90%+的白领工作，高中生培训一年就能胜任，大学文凭不过是一个筛选机制。这是为什么，大学四年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自由的四年，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为了功利化的目的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投资，不需要和别人在零和博弈中拼得头破血流，青春的肉体自由探索人生的一切可能，从“弥补小时候的遗憾”到“骑车征服305国道”
2016年以后，大学就开始日趋高中化了。考研人数从2005年到2015年，从117.2万增长到164.9万，但录取率反而上升了，因为扩招幅度更大，2017年以后研究生录取率开始下跌，因为考研人数激增。985、211学校的研究生，尤其是学硕的竞争变得尤其激烈，因为扩招往往来自于下游学校以及专硕。考研竞争压力的加大也导致保研的竞争加大。让读研究生变得必要的，是外部就业环境的变化，本科的扩招速度超过了“体面工作”增加的速度
结果就是，所有学生（被迫）主动地投入到了内卷中。所有学生必须从大一正式开始前的军训乃至高考后的暑假就开始卷，大一上几门通识课乃至军训的松懈就可能意味着与保研失之交臂，而一旦没法保研，就得去挤考研的独木桥。保研分数也不只看成绩，星级志愿者、学生干部等等都能加分，也得卷。到了大二下大三上的阶段，（对大部分学校来说）处于50%以后的人会放弃保研的奢望，开始卷考研，每天泡在自习室里背肖八、单词。而那些20-50%的人则投身于保研前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各种攀关系、使绊子的手段都有可能被用出来
初高中本质上是一种筛选与规训机制，筛选出一部分在规训机制中取得优胜的人，这些人从事占到20%-30%的体面岗位，而被晒出去的那部分人，被认为是无法被规训的，就把他们扔进厂里，在流水线的严密控制下他们将被迫服从纪律。现在本科率超过了体面岗位占整个社会工作岗位的比例，很多人本科毕业找不到体面工作，只能去送外卖，结果是大学也被纳入了筛选与规训机制中，所有人必须在大学生再内卷四年，继续筛选
就“大学高中化”这一点，大学的行政领导还真背不了主要的锅，它并不是大学自身有意引导的方向，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大学反而只是顺应了这个趋势。其实不少老师对“三年模拟，五年考研”最终上岸的学生颇有微词，因为这些学生很多基本知识功底都不扎实，ta大一、大二就开始只学研究生考纲里的那点知识——当然还有些老师根本看不出来学生水平的高低，江苏科技大学的郭伟只是其中比较离谱的个案
而初高中阶段呢，目前其实已经在分化了，一方面更多的家长加码，让教育内卷从市区向县城、从城镇向农村蔓延；另一方面那些新玩家缺乏投资的资本，也担心教育投资的巨大风险性（如果孩子因为各种主客观情况，即使花了很多钱也没有取得成绩，所有的投资就都打水漂了），所以现在出现了复杂的分化
戒网瘾学校：垃圾资产（投资失败的孩子）回收，就像银行折价出售不良资产给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后者再外包给半黑半白的催债方那样，花一笔钱把垃圾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让他们对孩子进行改造，看看能不能收回一些成本。让那些有网瘾的去进厂，男同/mtf的矫正回来去传宗接代以投资下一代，les/ftm的扭转回来然后卖了收一笔彩礼。戒网瘾学校矫正成功的案例并非没有，不妨想想有多少衡水毕业生在毕业后依旧感谢学校，戒网瘾学校不过是进一步强化惩戒的衡水罢了
中专、大专：垃圾资产清算的另一种方式。戒网瘾学校是要钱的，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垃圾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回收利用，就直接送进中专大专了。中专大专帮家长把一群处于叛逆期的孩子圈养几年，除了学费以外，还能借实习之名把他们送去厂里当廉价劳动力，赚一笔中介费
衡水式高中：县中最终都会衡水化，衡水式高中的优势在于投资成本低，公立高中学费很低，只要把孩子扔进衡水式高中，一周上六天半甚至七天学，不需要家长自己操心怎么培养孩子，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衡水式高中投资的回报不一定高，但是投资成本低啊，考虑到孩子在衡水式高中里没有任何吃饭以外的花钱渠道这一点，相比于养在家里还还省钱了。对地方来说，衡水式高中是教育+未成年人托管+监狱三合一，学生一年三百天甚至三百五十天都在学校里，老师一份工资打三份工（老师、托管员与狱警）。至于学生自己，未成年人没有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等到这些未成年人长大以后，他们的立场变了，自然也会支持衡水，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衡水式高中，因为那时候他们从被投资方成了投资方，考虑的首要因素是效益
大城市的精细化内卷：生育前买好学区房+产后早教+小学兴趣班+初高中课外补课一条龙，就是当下很多大城市中产家庭出身的20-30岁的人成长史的写照。这是建立在家庭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投资的基础上的，既是最高效的也是投入最高因此最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崩溃的。如果教育泡沫破裂会导致什么消失的话，就是会导致大城市的精细化内卷消失，因为随着回报减少、风险加大，高投资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但这不会导致初高中变得轻松，反而会导致大城市的初高中和县城一样衡水化
房产泡沫的破裂可能会导致房产价格跌到低位，但教育泡沫的破裂不会让教育变得不再内卷，因为人和物是不同的。对特定的资产进行投资的时候，是希望从资产本身的买卖中获取回报，而对人进行投资，是希望孩子未来取得成就并孝敬父母以获得回报，而不是直接地买卖人口。所以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教育泡沫的破裂会让家长们选择减少投资，但不代表放孩子们自由，因为让青少年门自由自在又会推高养育成本（以玩乐队为例，一把好一点的吉他就比公办高中三年的学费更贵）。最经济的选择是把孩子们圈养在衡水式高中里，这兼具了投资低、风险低、潜在回报高（万一考上清华了呢）三个长处
同样的道理，“高中化的大学”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更经济的养育方式。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对家长来说意味着更大的经济负担，让孩子们大学四年都老老实实待在学校里学习，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避免各种意外风险
而对社会来说，“大学高中化”是无奈的选择，当初对经济发展太乐观，大学扩招速度太快，“体面岗位”数量跟不上，体力岗位待遇差、工作苦、社会地位低，只能在大学阶段进一步进行筛选和规训，把那些拒绝服从规训制度的人筛出去
这与现代教育本身的目的是密切相关的。古典教育是为了培育人。涂尔干认为过去的学校培养的是全才，今天的学校则为了劳动分工培养专门的人才。在阿尔都塞看来，古典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树立实现特定个人价值的目标，例如中国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现代教育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为了对人进行形塑，使人成为国家与生产机器的不同组分
初中到大学，教育就是不断筛选与规训的过程。那些被证明规训性好的人，可以从事体面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他们发挥一定的创造力，同时又需要他们主动对自己进行规训，认同规训的价值观，不能躺平摆烂甚至故意搞破坏。那些被筛出去的人，也就是中专大专的毕业生，将会进入控制严密的工厂，他们的工作不需要任何思考，只需要服从，而工厂纪律会迫使他们服从
整个社会会高中化吗？或许也会
德勒兹认为当代从惩戒社会向控制社会转变，过去直接的惩戒转化为开放环境中不间断的控制。例如在学校里，体罚被取消，但通过监控对自习课的抬头率、通过平板对学生上课的专注率进行记录并作为指标进行考核等手段被开发了出来。再比如，在规训的工厂模式中，不同的工作之间有着严格的规训分工，彼此合作，相互不可替代，并且需要严格地服从工厂纪律。而在控制社会中，调节取代了规训，例如外卖员，他们彼此之间都可以取代，分体与分体之间便成了竞争关系，这就导致公司变成了“内卷”(involvement)的场所，也就令整个社会走向高中化了
不妨说，社会高中化的趋势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过去它被再包装了，因此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了。比如末位淘汰和绩效管理，比如所谓的“终身学习”，比如产学一体。在这样的公司（这是德勒兹的说法，你也可以说“在这样的高中”）之中，只有“那条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蛇为代价的”。这就是一个连续的，从初中直到退休的解域化的过程
我们肯定是在进入“控制”的社会，这些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式的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事实上，他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巴勒斯已开始了对此的分析。当然，人们仍在不断地谈论监狱、学校、医院，这些工具已陷入危机境况。但是它们之所以陷入危机境况，正是因为它们陷在后卫部队的战斗中。现在正在设立的，正在摸索着设立的是新型的惩罚、新型的教育和新型的医疗。开放式的医院、家庭治疗等已出现了很长时间。可以预见，教育环境将越来越少地处于封闭状态，将与职业环境等处于封闭状态的环境区别开来，而所有这两种环境都将消失而让位于一种对中学生—工人或大学生—干部所实行的强化而持久的培训，持续而不间断的控制。
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学校的改革，其实这是一种消灭。在控制的制度中，人们从不曾了解过任何事物。您本人很早以前就分析过意大利的劳动演变、临时劳动的形式、家庭劳动的形式，这些形式（以及新的产品流通形式和分销形式）随后都被确定下来。显然，对每一种类型的社会，人们都能用一种适当类型的机器与之相应。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但是机器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必须分析那些机器仅是其构成部分的集合装置。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对“信息传播的普遍性”的研究令我们不寒而慄。不错，甚至在控制社会切实建立起来之前，就已出现了违法形式或抵抗形式（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例如，电脑犯罪或病毒，它们代替了罢工和19世纪被人们称作“破坏”的行动。
1.从惩戒社会到控制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及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但是这种惩戒社会也在变得开放-新型惩戒。
惩戒和禁锢终将让位于“控制”：在开放环境中不间断的控制，（对中学生—工人或大学生—干部所实行的强化而持久的培训，持续而不间断的控制）。主要通过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这种控制下，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言论与信息传播可能已经腐败。它们已经完全被金钱所腐蚀，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果。必须有一种言论的转向。
对每一种类型的社会，人们都能用一种适当类型的机器与之相应。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玆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个体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交叉或封闭空间，这些空间是相互独立的变量。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全新的，尽管这些空间有共通的语言，但他们只是类比的（analogical）。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不同的控制机制表现出了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它们构成了一个以数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进制）为语言的可变系统。如果将封闭比喻为模具（molds），生产出各式各样的铸件，那么控制就好比是自我变形的铸件，它可以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状态变换到另一个状态。或者说，它像一个筛子，它的网眼可以从一种形状变换到另一种形状。
在薪酬问题上，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工厂是一个维持内部力量（internal forces）平衡的实体，或许会把生产效率提升到最高，但也会把工资压到最低。然而，在一个控制社会里，公司和企业已经取代了工厂，企业更像是一种精神（spirit），一种无形的力量。工厂对于奖金制度已经相当熟悉，但企业在这个方面却更进一步，它们处于一个持续变动的状态，通过各种挑战、竞赛和有趣的小组会议来对每一个人的薪资进行调控。如果你问为什么那些看似荒谬的电视节目如此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准确地描绘了现代企业的运作模式。工厂将个人纳入一个整体，方便管理者检查每一个部分，帮助工会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但是企业却不断把激烈竞争展现为一种健康的现象，它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激励，使人们相互竞争，并且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产生矛盾。“按劳分配”（salary according to merit）的原则成功地引领了国民教育。实际上，就像企业取代工厂一样，接连不断的培训（perpetual training）也会取代学校，连续不断的控制（continuous control）也会取代考试，这就是将学校交给企业运营的最稳妥的方式。
在规训社会中，人们总是从头开始（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结束任何事物，无论是企业、教育系统还是军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转移状态，以某种相同的调整方式并存，形成一种普遍的变化系统。在卡夫卡（Kafka）的《审判》（The Trial）中，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点，展示了最恐怖的司法形态。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apparent acquittal，即在两次封闭之间的自由时刻）和控制社会的无尽延宕（limitless postponements，即在不断变化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系统如此犹豫不决，自身陷入困境，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在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在规训社会中，人们会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签名（the signature），代表个人的独立性；另一种是数字（the number）或行政编号（the administrative numeration），代表他们在集体（mass）中的位置。这是因为规训从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同时也因为权力能够将大众化和个人化融为一体，并在这个身体中“铸造”每个成员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福柯从牧师对信众的权力中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既是羊群又是羊羔，但反过来，统治权（civil power）以非专业的牧师（lay “priest”）的方式塑造着自己。
另一方面，在控制社会中，重要的不再是签名或数字，而是代码（code），一种密码的形式。规训社会通过口号（watchwords）进行管理（既可以看作一种整合[integration]，也可以看作一种抵抗[resistance]）。控制社会的语言由代码构成，它代表着获取信息或者阻止信息的通行证。我们不再面对个体或者大众（mass/individual pair），而是面对“分散的个体”（dividuals，或译作“分体”），一个由样本、数据、数据集或“数据库”组成的大众。也许货币是最好的例证，它区分了这两种社会——规训社会始终把黄金作为数字化标准的铸币，控制社会则与浮动的货币汇率和由一套标准货币系统决定的变化有关。在规训社会中，鼹鼠（象征紧闭空间）是代表性动物，而在控制社会中，蛇（象征开放和流动）是代表性动物。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也就是从鼹鼠变为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上。在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间歇性的（discontinuous）；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波动的（undulatory），像是在轨道中，在连续的网络中流动。无论在哪里，波动式的运动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方式。
社会类型（type of society）通常与各类机器类型（types of machines）相匹配——这并不是说机器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它们体现了那些能产生和使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态。旧有的主权社会（societies of sovereignty）使用简单的机器，比如杠杆、滑轮和时钟；近代的规训社会配备了涉及能量的机器，其中被动的风险是熵（即无序，能量耗散），主动的风险是破坏；控制社会使用的是第三种机器——计算机，它的被动风险是干扰，主动风险是盗版和病毒入侵。这种技术进步体现了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变异，这种变异众所周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的资本主义，目标是生产（production）和财产（property）。因此，他们把工厂视为一个封闭空间，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也逐渐成为其他封闭空间（如工人住宅、学校）的主人。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被征服，可能是通过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可能是通过殖民化（colonization），或者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直接参与生产，而常常把生产活动外包到“第三世界”，甚至包括纺织、冶金、石油等复杂的行业。这就是所谓高阶生产（higher-order production）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也不再销售成品。它购买的是成品或零件。它要卖的是服务，要买的是股票。这已经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产品（product）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为了销售或推销的资本主义。因此，它本质上很分散，工厂已经不再主要，而被公司取而代之。家庭、学校、军队、工厂不再是明显的类比空间，它们过去更接近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权力，现在却更接近只有股东的单一公司，向编码的数字靠拢——无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艺术也已经离开了封闭空间，转入了开放的银行回路。市场的征服不再通过规训训练，而是通过掠夺控制权（grabbing control）；不再依赖降低成本，而是通过设定汇率；不再是通过专业化生产，而是通过改造产品。因此，腐败获取了新的力量。营销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或者说“灵魂”（soul）。我们被告知，企业有灵魂，这可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消息。如今，市场运作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形成了我们这个无耻世代的主导力量。控制是短期的，周转快速，但也连续、无限制；规训则是长期的，无限、不连续。人不再被封闭，而是被债务奴役。确实，资本主义让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常态，因为贫穷而负债，因为人口过多而被禁闭（confinement）。但是，控制不仅需要处理边境的侵蚀，还需要处理内部贫民区或者棚户区的动荡。
——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陈荣钢译。引用自[MLA]: Deleuze, Gilles.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vol. 59, 1992, pp. 3–7. 法语原文最初载于L’Autre journal, no. 1 (May,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