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对曾国藩态度的转变，就完全说明了为何会对曾国藩的评价转变。
毛泽东主席在晚年说过：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他之所以在一开始推崇曾国藩，主要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杨昌济。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在进步青年里面有巨大的影响力，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也自然受到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推崇，对曾国藩有滤镜。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启超）
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慧眼识英才”，是属于青年毛泽东的启蒙导师的人物，对他的影响也是极大。
而杨昌济对曾国藩推崇到什么程度？
他对曾国藩的著述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头至尾手抄曾氏家书、节抄其家训与日记。
这样的人对曾国藩是全面的欣赏，自然也督促青年毛泽东向其学习。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这样两个人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自然对曾国藩大加推崇。
《毛泽东讲堂录》是现存最早的一批毛泽东读书手稿，也是他读书过程中记录自己的思想的内容，这里面对曾国藩的内容记载特别多，很多内容都是化用曾国藩的文章。
对曾国藩在个人身心修养、学习方法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内容都表达了推崇。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什么时候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1年建党前后，学习并接受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实现了根本转变，对曾国藩的评价立场也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这样描述：
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对曾国藩的批判，是属于站在阶级立场的上的批判，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了他的方方面面。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和经验进行评判吸收借鉴，不少曾国藩提出的理念与思想，都在毛泽东思想里面进行了完善。
如曾国藩的“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发展到“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曾国藩的“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将其概括总结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曾国藩的“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提升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
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被批判的内容就是：
“把古代《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之所以一面批判曾国藩，一面对曾国藩的思想和经验进行继承发扬，所秉持的理念便是：“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曾国藩尽管立场是反动的，是血腥屠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但他同样是一个优秀的“反面教员”。
因而，在最后76岁的毛泽东主席对曾国藩的最终评价是：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很多方面都留下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像。”
当放弃阶级叙事的时候，看待曾国藩的角度，自然是推崇，
而当以阶级叙事来看待曾国藩的时候，那么他越做的出色，也便是批判的重点。
所以，对曾国藩评价的变化，恰恰是社会思潮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恰如当初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这种全是负面评价，意味着还并未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但，有了开始，总归是好的。
正如那句：
“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