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自杀为主的农民自杀，一度是遍布中国农村的极泛滥现象, 刘燕舞在代表作《农村自杀研究》中记录了1980年至2000年在出现过大规模的青年妇女自杀潮, 在2000年之后, 又再次迎来了老年人的自杀潮。
没有宅基地继承权的农村女性，在懵懂从迈入无法自主决定的婚姻，成为稳定的生育兼劳动机器与泛滥家暴受害者，在逼仄不变生活中渐渐绝望，抑或有人更早在结婚前通过自杀来反抗父母，成为一种普遍实施的无声报复。
农村老人则是在千禧年前后，在全国很多地区形成了一种稳定自杀秩序，湖北京山某村的老人自杀率高达1000/10万以上，老年人会自认为活着是累赘，自觉地走向死亡，且会得到子女亲戚的一致认可。农村老人到达特定年龄就自觉走向了斩杀线，被纳入冷酷的数字，死和不死耗费的资源哪个更多、时刻不停的计算。
就像被扔到铁路旁的失聪者，时代的轰鸣如同白噪音，在踌躇与痛苦中迎向汽笛、被世界抛弃。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2003年开始的新农合与2009年才开始实施的农民养老金，那几十上百块对于扭转农村老人自杀潮的意义，平均一个月几十块的兜底，相比于城镇职工动辄几千的退休金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区区几十块人民币就让很多决心自我了断的老人有了活着的理由与意义，也让他们的子女觉得这样其就可以不用死。
千禧年开始的飞速城镇化亦是农村女性自杀潮的转折点，增量给停滞的逼仄存量社会带来了更多选择，农村女性有了外出打工的选择，而不一定被拴在家里等待着被卖出去。
不止是自杀在农村的泛滥，每一个在农村生活过或者长大的孩子，多半有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独属于自己记忆的树先生，终年疯疯癫癫的怪异行为，或被家人用铁链子拴在家中，或放任日复一日在村南走到村北，云游四周、期待其早日意外死亡、最好自己还能捞一笔赔偿，或被周遭所有亲戚切断联系，成为早期彻底的原子人。那时候没有抑郁、双相、精神分裂，只有被人饭后闲谈时称之为疯子与“神经了”、“癔症了。
年轻人或许面临着种种独属于后现代社会的普遍心理危机，但老一辈并没有更坚韧，如果以严格的现代心理疾病临床标准筛查上一代人，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称得上健全。
即使抛去其中的自杀与疯癫者，那些看起来正常的人群中也遍藏顽疾，劳碌与贫穷会改变人的形状，无处不在伴随权力的人情社会亦会影响人的大脑结构，前现代社会生长的人会病得千奇百怪，种种刻在基因里的受苦、自虐与无用节俭，其中有许多人当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虐待也像是自身创伤与心理疾病的延续，各种足矣入病的刻板行为，就像吃桉树叶而经年中毒的考拉，呆滞、受伤而不完整大脑，却被当成本来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