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两位的......唐人文章，只能说民国的大家也不过如此。还是我来解释一下吧。
这两篇原文，分别是《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董）和《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胡），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篇抽象文章。
1.董《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在我看来更像是《论安那其主义如何抗击法西斯》。
董时进的这篇文章说的啥呢，那就是中国并不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有一个统一核心力量（中央集权）、核心政党机构，国际化的大城市。
打个比方，比如法国，你把巴黎打下来，那法国基本就丧失了80%的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你把法国的港口打下来，法国的经济就会受到重创。在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小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会很快崩溃，导致法国战斗力迅速下跌到接近于零。
但中国不是现代化国家，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军阀林立的封建国家，日本就算打下来天津、上海（此时是1933年），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大，毕竟中国有这些港口也赚不了多少钱，90%以上的中国人是农民不是市民；此外当时的中国也不是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就算北京沦陷了，其他地方的军阀依然好好的。
所以董时进考虑了这一点之后，就得出一个结论——没事啊！中国没有核心领土，没有统一政府，自然没有投降度这一说，咱就拿着咱的人力物力可劲儿跟日本人耗就完事了！
到这儿诸位肯定会觉得，老董可能有些道理，你看阿富汗的塔利班，它也没有核心领土，是个去中心化的组织，苏联和美国不也拿塔利班无济于事么？
有啥道理啊，塔利班也不是安那其啊......
1933年的中华民国，是没有任何基本的共识的，当时中国军阀林立，各个军阀为了保存实力，谁都不愿意和日本交战，唯一和日本进行战斗的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民兵游击队（抗联基础）；董时进的理论，根本错误在于，你根本找不到愿意和日本主动交战的军阀，大伙都忙着保存各自的实力呢。
所以为啥说西安事变足够伟大，能在1937年之前，把中国各派达成基本的共识妥协，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董的逻辑错就错在这里，去中心化、军阀林立的中国，确实没有投降度一说；但也没有主动发起反侵略战争的勇气和决心，因为中国的力量都在内耗。
指望安那其主义去抗击法西斯，无异于靠屁吹火。
2.胡《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换个说法就是《张伯伦能带回一代人的和平》
老胡分析的案例拿的是清末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当时中国主战派声音很大，压过了主和派，结果打完两场战争，朝鲜丢了，越南丢了，台湾丢了，辽东半岛丢了（虽然这个后来赎回来了）。中国还死伤了大量军人、平民和白银。
他的意思很明确：主战派从来都是嘴瓢派，根本不考虑战争的代价，中国要打，是肯定打不过日本的，中国能做的，就是等待英法为主的国联去调解，寄希望于整个西方。
前面的分析都没问题，问题出在后面——寄希望于西方调解。
牢张：孩子们，我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
这么说吧，如果董时进是异想天开的主战派，胡适就是念四书五经念傻了的书呆子——指望英法（国际联盟）调停（《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还不如想想怎么把美国苏联拉下水。
胡的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看穿国际秩序的基础，完全就是一个把国际社会想象成“自由正义民主文明”的理想世界，但现实是，国际社会只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餐桌，国际秩序不会维护弱者（中华民国）的利益，只会维护强者的利益。
指望英法调停收回东北，这个战略本身就比打仗还不靠谱。毕竟法国40天投降，英国被揍得连妈妈都快不认识了。
老胡的问题就在这，他否定了董异想天开的主战方略，却提出来一个堪称白痴的主和方略。
俩卧龙凤雏碰一块，民国同时有你们真是晦气。得亏新中国你们俩都走了。
3.这俩人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董对战争缺乏理解，总觉得战争能咬咬牙坚持下去——可是国民党抗战部队在后撤时却被老百姓痛殴，这咋坚持？自家老百姓都不支持你。
胡对外交缺乏理解，总觉得英法底气足，日本会妥协。现实啥样我不说了，这俩国家拉胯相当严重。
回到1933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来，欧洲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但东亚就能明显看出来，日本和中国迟早还是会有战争的，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寄希望于什么“等五十年”等英法调和，而是通过暴力或者和谈，稳住中国内政，实现各派的基本统一共识，全力备战。
请注意，我不是说一定要主动和日本作战，而是在1933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日迟早还得打仗，积极备战是没有问题的。
不得不怀疑一下，民国所谓的大师都是什么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