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在1933年4月3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其原话为：“现在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敌强我弱，若想击溃日本，我们要学一学军阀的那些手段，强拉民夫来当兵，没收大户人家的钱财充公，反正这些百姓逆来顺受惯了，把他们送上前线和日本人一命换一命，我相信他们不敢有一句怨言，如果胆敢抱怨，一律军法从事。”
为了驳斥董时进，胡适发表了《我的意见不过如此》。
老实说，我读了董时进的发文后，真的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那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发文中的“我们”究竟是？董先生是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他们”又是谁？董先生是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毫无心肝的“我们”牵着那些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作战，那我情愿亡国，也绝不愿学这种豪言壮语，去主张对日本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