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可以在部分时间里让所有人当苦行僧，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让部分人当苦行僧，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让所有人当苦行僧。
换句话说，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苏俄建立到勋宗时代，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其实是在不断上升的。
真正问题在于供与需的巨大失衡。
苏联生产了无穷无尽的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又对大量真实存在的需求无力满足。
斯大林觉得鱼肉应该让人人都能吃到，所以他非常强硬地规定了高端鱼类的供应价格，只要钢铁的领袖还在，没人敢随意给鲟鱼涨价。
所以鲟鱼不会涨价。
但鲟鱼可以难吃，还可以缺斤短两，对普通人供应不足。
赫鲁晓夫更进一步，对于大量基础消费品的价格进行了限制。
于是这些东西都开始了鲟鱼的故事。
甚至包括玉米。
在赫鲁晓夫的晚年，他乘车路过一片玉米地。
赫鲁晓夫当即暴怒。
“这些人种玉米是个外行！这么干会损失产量！”
可赫鲁晓夫又能做什么呢？
他总不能一个人把全苏联的玉米都种了吧？
领导者一个人的积极性，终究不能转化成所有人的积极性。
选择公平，就注定要牺牲效率。
苏联追求公平，但又不可能绝对不需要效率。
于是只好默许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加公平，以此换取这些人的效率和积极性。
官员，企业管理者，特殊行业从业人员……这些人私下获得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
但他们同样不满意。
首先，不合法的收入见不得光。
其次，真正高质量的好东西，有钱也一样买不到。
因为苏联的整个轻工业体系都让人眼前一黑。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外交官的孩子依然要跑到中国，才能买到有轮子的旅行箱。
苏联当然生产旅行箱——只是直到苏联解体也不生产有用户体验的款式。
苏联每年生产几亿双鞋——无非是不合脚，款式旧，走着走着鞋底就会掉下来，而鞋店不提供售后服务。
我的工资是国家发的，顾客能奈我何？
大胆顾客，竟然想退货，增加我的工作量？
这样的人存在于各行各业，于是怠工也存在于各行各业，全苏联的从业者在自己的行业平等地恶心别人，又在别的行业同等地被恶心。
你是州委书记的女儿，你也买不到好冰箱，我说的！
普通人被劣质商品恶心，心态爆炸，中上层偷偷海淘点外国货，然后发现，不要说发达国家，就连在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多高，心态更加爆炸。
心态爆炸的人带着怨气进入工作，生产出更多带着怨气的残次品。
不努力，苏联也饿不死我。
努力了，我又能涨多少工资？
就算涨了工资，我就能买到好东西么？
我们已经是超级大国了，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买到不掉鞋底的鞋子？
尊敬的勃列日涅夫同志，让鞋底不掉下来，比让卫星不掉下来还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