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的消费品短缺很难完全归罪于计划经济。苏联政府一边试图引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鼓励企业以利润为唯一导向来激励产量的提高，一方面又为了维持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不断提高工人工资和下降物价。这两者的组合不仅导致了政府支出（补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差价）的大幅提高，还导致了企业尽可能生产利润高效益好的产品从而放弃了生产廉价但是必不可少的日用品。
重视货币形式衡量的指标导致企业不顾一切追逐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优先生产那些价格较高的产品，这成为了苏联轻工业产值的增长的主要方法：1965-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中利润总量增长2.35倍，而总产值仅增长1.42倍。据经济学家估算，1966-1970年，仅通过品类调整实现的利润增速便达1.29-1.37倍。1966-1970年，俄罗斯轻工业部下属企业以货币形式核算的产品销售计划完成率超100%，但多数产品的实物产量完成率仅为96%-99%。企业之所以能满足部门报表需求，实则依赖多种“变通手段”。即通过生产价格高的产品来提高货币形式指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同行业的利润率之间差别极大：以下为乌克兰轻工业部下属主要管理局及共和国联合体的零售利润率数据：乌克兰棉纺工业总局为21.79%，乌克兰针织工业总局为59.2%，乌克兰皮革制品总局为79.2%，乌克兰鞋类工业总局为 86.8%，乌克兰缝纫工业总局更是高达300.9%。而在食品工业领域，生产利润率与食品生产的劳动强度及复杂程度无关 —— 罐头工业的利润率是制糖工业的 2.5 倍 。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这里运行：大量的资本被投入了利润率高的行业和商品，导致利润率低的商品生产减少。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国营销售和福利制度又导致利润率不会下跌，导致了商品荒。
因此，苏联企业并不关心实物产量的高低，他们只需多生产价格高的产品便能填补实物产量上的不足。这导致了大量日用消费品的产量实际上并未达标——尽管从产值上来看已经满足了计划，正如苏联轻工业部长指出的那样：
“如今，部分部长在汇报时开篇便称‘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102%’…… 但具体到实物产量，毛纺面料未完成计划，丝绸面料也未完成，其余品类亦如此。那么究竟是什么指标完成了？在我看来，总产值是一个合成指标，而核心指标应是实物产量”。
1965-1970年，生丝、黄麻面料、针织袜类与针织内衣的产量始终存在1%-2%的缺口 。尽管各类面料、针织上衣与皮鞋的产量计划常超额完成，但食品工业也面临类似问题：1966 年，以货币形式核算的总产值计划完成102.4%，但实物指标中，白砂糖产量仅为计划的98.2%，通心粉制品为98.4%，合成洗涤剂为91.6%。总产值的超额完成，实则依赖额外生产伏特加与酒精饮料（完成率104.8%）、果汁果酒（完成率106.5%）等畅销商品 。在部分加盟共和国，未完成计划的企业数量较多（不同年份、不同指标的未完成企业占比最高达20%）。即便在 “业绩良好” 的乌克兰轻工业部，1968年其下属496家企业中，仍有7家（占总数1.4%）未完成产品销售额计划，产品缺口约1000 万卢布；35家乌克兰企业（占7.1%）未完成实物产品产量指标，其中18家为亚麻与黄麻初加工企业。
在多生产这些高价格物资而忽视对于日用品的生产之后（这常常是违反生产计划的），不同生产方之间，生产方与销售方之间也会因此失衡，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计划供应的中断，引发了企业间的索赔与罚款。例如，1968年布列斯特针织厂因未向明斯克 “白俄罗斯轻工贸易”基地足额供货而缴纳罚款；该基地又因未足额供货向 “俄罗斯轻工贸易”基地缴纳罚款；而 “俄罗斯轻工贸易” 基地则向各贸易机构支付罚款。1970年，盐业企业因缺少货车，未向 “阿尔捷穆戈尔”采矿管理局供应52万吨盐，被处以40万卢布罚款，这一金额占该行业计划利润的20%。为此，苏联食品工业部不得不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В.Э. 季姆希茨特批，免除相关企业的罚款 。最终，国家管理机关不得不对各行业的供应计划进行修正。
因此晚期苏联常常出现的商品荒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不如说是苏联想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商品荒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