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2024年的经济学诺奖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威尼斯的故事。现在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几乎就跟影射史学似的。
威尼斯的崛起于大约在10世纪到12世纪，是一座以商人为主导的城市。它和当时其他欧洲封建王国的区别就是，它不被贵族和世袭领主牢牢控制，而是允许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愿意冒险、敢于经商的人进入贸易体系。
你可以是一个出身普通的商人，但如果你有能力组织船队，把货物运到君士坦丁堡甚至更远的东方市场，即便你没有本钱，你也会能找到出资方，就有机会获得巨大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威尼斯当时的制度并不限制这种机会，反而从法律的角度在促进这种合作。当时的威尼斯可以居家资方出资，出海合伙人执行，利润预先分成，威尼斯成熟的法律系统也大大提高了违约成本，能够支撑这一套体系。
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议会也很民主，在这种环境里，威尼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商人共和国」。公民能够通过参加议会来表达意见，商会和公会在城市治理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并不强迫商人交出全部利润，政府收税也确实用来保护航路、修建港口、制定契约规则来支持贸易。
可以说当时的威尼斯是欣欣向荣的，吸引了很多有商业才华但是没有机会的人，也让本地的老钱能够获得良好的投资渠道。
但是威尼斯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不断地对「老钱」们提出了挑战。因为新的商人做大做强之后，就可以进入议会掌握政治权利。所以就有了1297年的大封邑，上车关门，大议会的席位与世袭贵族血统绑定，此后只有出身登记在册的「贵族簿」家族的男性，成年并履行形式要件后，方可进入大议会。这意味着，政治权力彻底被锁死在少数寡头家族手里。新的商人，即便再有能力、再有财富，也无法进入决策圈。
这一步几乎改变了威尼斯的命运。表面上它依然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它变成了寡头政治。权力和财富开始越来越集中，社会流动性大大下降。
短期内，政治上确实稳定了，因为没有冲击了；但是从此以后，威尼斯走向了衰落的道路。一方面很多商人「富而不贵」，就通过各种奇怪的手段来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取权力，威尼斯法制出现了倒退，另一方面很多破落贵族「贵而不富」，不得不投靠其他人，让自己手里的票被操纵。
最重要的是，因为大贵族的地位稳定了，在16世纪后商业版图东移，大西洋贸易兴起的时候，再也没有当年充满活力，野心勃勃的商人阶层去开拓新航路，维持威尼斯的欣欣向荣了。
阿西莫格鲁说包容性的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恐惧和自我保护而逐渐退化。对于威尼斯的老牌家族来说，他们并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继续让新商人进入议会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被挑战。所以就通过制度安排把外人拒之门外。这种逻辑，在短期内稳固了他们的地位，但在长期里却扼杀了整个共和国的活力。
阿西莫格鲁还强调，制度的变化也不是确定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往往民意是胶着的，掌握着权力的精英往左推一步，和往右推一步，带来的可能是之后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