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过左宗棠的人那可太多了。
事实上，左宗棠自19世纪80年代去世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整整一百年，都背负着“汉奸刽子手”的滚滚骂名，“杰出的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的赞誉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
20世纪初，反清民主革命兴起，许多革命志士对满清所谓的“中兴名臣”深恶痛绝，尽情鞭挞贬斥，左宗棠亦在其中。
孙中山曾多次批评左宗棠身为汉人却为清廷卖命：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 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 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1903年无名氏的《汉奸辨》一文，痛斥左宗棠的卖国行为，将其与石敬瑭、吴三桂、尚可喜等历史上著名汉奸列为一类：
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教单于进兵之管敢，劝石勒灭晋之张託，以父事契丹之石敬塘，率犬羊残同类之赵延寿，为元灭宋之张宏范，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今日之死汉奸也。如谄媚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之张之洞，为满清阻止游学生进步之蔡钧，助满清官吏搜括中国货财孝敬满洲，承拍各行之巨商富贾等，今之生汉奸也。
邹容在自己的《革命军》中也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人予以猛烈抨击：
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加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候而止。
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足论。吾无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张献忠，吾犹嫌其不肖，李、张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满洲人入主中国也，李、张因无常识，不读书，又为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犹为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某氏谓英人助满洲平太平天国。亡汉种之罪，英人与有力焉。鸣呼！是又因乌及屋之微意也。
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眼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
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主要刊登反对清政府和批判保皇派的革命激进文章，在篇首刊登了一副名为《过去之汉奸变相图》：
图中的曾国藩蛇身、左宗棠兽身、李鸿章鱼身，并另刊登岳飞和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图画与之相对，这表明20世纪初期反清革命党人强烈的排满色彩。
抗战爆发后，因日寇对中国国土不断蚕食进逼，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存亡的危机，以敢于抵抗外来侵略著称的左宗棠评价得到提升。知识界突出强调他反抗侵略、建设国防的“边功”，以激发抗日爱国热情，还高度评价他创办福州船政局等洋务活动，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就认为左宗棠等办洋务，“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出征新疆时借洋款是帝国主义“支持专制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而换取在中国特权的第一声”。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左宗棠的评价长期以来也持负面态度：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他（左宗棠）得了这次可耻的大“胜利”,大军一路向甘肃青海杀去,到同治一二年九月,又用“先抚后剿”去攻破肃州城,纵兵大杀掠。……经这次最后城的屠洗,西北回军连同回民大体被他杀光了。左宗棠利用汉人仇回心理、互相惨杀,据他的自供有下列结果:（中引史料略）回汉互残,满清获利,各民族人民应当牢记住这个血腥的教训。捻军、苗军、回军都是反满的力量,太平军领导不能及时联合,协力作战,终于被满清各个消灭,民族革命必须依靠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教训也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
……当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之初，彭德怀将军在第一次各界代表座谈会上发表谈话，也曾提出大汉奸左宗棠屠杀西北人民的劣迹，博得全场入民的热烈拥护。可见左屠夫的罪行，是深深的蕴藏在西北各界人民的内心中，因过去反动派的压迫，无处发泄而已，一旦得到彻底的解放，便发出狂热的表示。
假如我们根据以上全部的历史事实，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左宗棠的思想作一个总结，那就很简单的可以说出：左宗棠是执行着满清封建思想的专制政府：依靠着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侵略帮助：去实现大民族主义的大屠杀的大汉奸。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陕甘回民起义陕西、甘肃回民的先后起义，都是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这些起义本身不断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捻军也有互相支援的形势。捻军被消灭后，左宗棠大举进攻陕、甘。金积堡（1870年）和肃州（1873年）两次的大屠杀又一次说明了封建买办军阀对待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凶残性。
陕甘回变的回军首领之一白彦虎，沿途常对汉民村庄烧杀抢掠，在陕西、甘肃造成极大破坏，被左宗棠击败，逃到新疆投靠了阿古柏。李维汉在《回回问题研究》中评价他是“百折不回的英雄”：
同治年间的革命运动，可说是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个晚起但是有力的支流……运动的领导者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如白彦虎、杜文秀等，他们是百折不回的英雄。
总之，在这一时期，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被全盘否定，一些学者指斥左宗棠是“大汉奸”“极端反动的屠夫”“军阀”“法国代理人”“与外国势力勾结”“热心地替法国侵略者辩护”。
真正挽救左宗棠历史风评的，是与左宗棠有着同样新疆军旅经历的开国上将王震。
1978年12月19日，历史学者杜经国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文，这是几十年来国内罕见的一篇正面评价左宗棠历史功绩的文章，使他声名鹊起。随后他花费了三四年的功夫，进一步潜心钻研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有关史料，出版了专著《左宗棠与新疆》。
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王震同志谈左宗棠》一文，文中记录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对左宗棠的高度评价：
王震同志接着郑重说道："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父（左宗棠）作出了较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1989年《军事历史》杂志刊登了《试论左宗棠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一文。摘要写道：
晚清著名人物左宗棠,曾伙同曾国藩、李鸿章等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有着历史的污迹。但是,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并成为主要矛盾时,他能够把对封建君主的忠诚扩展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坚决主张抗击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值得称道的。他排除种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指挥清军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壮举,粉碎了英、俄肢解中国领土的阴谋。他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倡导富国强兵的“自强”运动,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自王震开始，学界开始改变全面否定左宗棠的看法，左宗棠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研究与争鸣，传统的偏见得到纠正，左宗棠作为杰出的爱国者形象愈来愈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