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比较巧的是美国还真有这么一个小地方，正好能满足题主说的模型。
在美国南方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时代，华裔社群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兴起，成为了南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是一段在严酷制度下求生存的独特历史。这一切的起源，可追溯到1869年的“孟菲斯会议”。当时，南方种植园主因废除奴隶制后面临劳动力短缺，效仿美国西部的做法，提出招募华工的计划。此倡议曾让南方一些地主倍感兴奋，甚至高呼“欢迎中国人来！”在此背景下，一批华工于1870年代左右被招募至密西西比州。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现实与承诺相去甚远：种植园主不仅克扣工资，还时常进行体罚，提供的食物也难果腹。于是，华工纷纷逃离庄园。那些留在当地的华人，为谋生计，开始转向开设小零售店和杂货铺。
正是在经营过程中，他们敏锐地洞察到吉姆·克劳制度的“商机”。该制度虽在名义上遵循“隔离但平等”原则（即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的裁决，为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质上是在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后，南方白人维护种族等级的新手段。其结果是将黑人社区隔离在缺乏必要商业设施的区域内，形同“经济保留地”。
华人商人恰好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
与那些持有种族优越感、时常“店大欺客”的白人小商人不同，华人店主以其热情的服务和“对黑人与白人顾客一视同仁”的务实态度赢得了口碑。正如历史记载中一位黑人顾客的评价：“他们（中国店主）不会非要你称呼‘先生’，不找你的麻烦。”这种尊重使得华人生意在黑人社区中口口相传，迅速站稳脚跟。
然而，华人社群也面临严峻的社会身份困境。由于早期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极少，加之异族通婚法严禁黑人与白人通婚，而华人在法律上被划为“非白人”，部分华工选择与黑人女性通婚。这使得华人的社会地位变得异常模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肤色比黑人浅一分，但比白人黑一分”，一个既不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又因试图提升地位而与黑人社群产生微妙距离的“中间阶层”。
但是不管怎么样，华人仍然在黑人聚集区以及三角洲地区逐步增长，形成了数千人的小型社区，尽管和外界文化交流有限。
在美国南方的吉姆·克劳时代，华人是否被划入“有色人种”的范畴，确实是一个充满争议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南方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已渗透进社会文化的肌理，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白人是优越的种族。这种无处不在的种族等级观念，不仅塑造了白人的行为，也深刻影响了黑人与华人等少数族裔的自我认知与生存策略。
对于努力奋斗的华人中产阶层而言，他们虽因种族隔离制度被迫居住在黑人区、遭受不公待遇，但普遍怀有提升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然而，在强大的结构性压力下，他们难以公开挑战制度，转而寻求通过经济积累和文化模仿，以期被主流白人社会接纳，甚至迁入更好的白人社区。这种渴望与困境，在192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龚龙诉赖斯案”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该案的具体过程详尽地揭示了法律如何将华人明确界定为“有色人种”。案件起因于密西西比州罗斯代尔镇的华人商人龚龙，其女儿玛莎在1924年被当地只为白人开设的公立学校拒之门外。龚龙随即提起诉讼，案件历经三级法院审理：
密西西比州巡回法院曾判龚龙胜诉，认为玛莎既非黑人也非混血，且学区未为华裔提供单独学校，拒其入学即剥夺其受教育权。
案件上诉至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后，形势逆转。州最高法院援引1890年州宪法中“应为白人和有色人种子女分立学校”的条款，作出了关键性裁决：华人不属于“白人”范畴，因此必须被归入“有色人种”。这一判决从法律上固化了华人的种族身份。
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定谳：龚龙夫妇随后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庭审中，龚龙的律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如果与黑人同校存在“危险”，那么白人有权受到保护，华人同样有此权利；只赋予白人特权而拒绝华人，即是歧视。然而，由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撰写的终审判决，一致通过了维持州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的判决逻辑是：种族分类属于各州权力范围，密西西比州法律将华人划为“有色人种”并无违宪；至于是否应为华人设立隔离学校，属于州立法机构职权，而非司法范畴。
在美国南方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与社会结构中，相对富裕的黑人与华人群体均面临一种相似的生存悖论：为实现阶层提升并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中寻求安全与发展，他们往往被迫采取一种文化适应策略，即刻意模仿白人的口音、行为方式与生活习俗，以期获得主流社会的有限认可。部分取得成功的黑人精英通过与白人通婚、迁出传统黑人社区等方式试图重塑身份；同样，密西西比州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也经历了深刻的本地化进程，其原生文化的色彩日益浅淡，日益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
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取得进展，南方的种族关系出现有限缓和，社会对公开的种族隔离政策日益抵制。在此背景下，积累了一定经济资本的华人家庭开始出现搬迁趋势。他们逐渐从历史上共同生活的黑人社区迁出，向以白人为主的中产社区流动。这一迁徙行为并非源于对黑人社区的主动排斥，而是在种族等级依然森严的现实中，为子女争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以及更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社交网络而做出的一种客观且无奈的现实选择。
这种选择本身，恰恰说明了华人群体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矛盾地位：他们因经济上的成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表面尊重，但远未获得真正的种族平等；为了在白人至上的社会秩序中谋求一席之地，他们不得不遵循其潜规则，其文化同化与社区迁徙的背后，是一种在结构性压力下无可言说的生存智慧与深层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