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态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极权主义”模式。
传统一种很经典的解释认为，极权主义来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宏大叙事。如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习惯于创造一个宏大叙事的理论，最终缔造了灾难。因此解决方法就是问题的散碎化，回答的碎片化，通过这种反宏大叙事，进而反极权主义。
但是这个案例实际上说明了这种观点的错误，这个中学生的极端思想，乃是很典型的网络时代的后现代的极端思想。
他与古典时代的宏大叙事不同，他们需要考察的是理论的自洽性。但是在这个中学生这里，理论是一个工具，是拿来主义的，是拼凑的。理论的严肃性并不关心，关心的是这个背后的极端思想的宣泄。
后现代主义的极权主义比极权主义更为隐蔽，它实际上依托于网络的碎片化，流量化，狭隘化的特质，但是不变的依然是一种朋友与敌人的二元预设。只不过假设传统的古典宏大叙事，试图创造一个洞穴。那么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创造了无数多个洞穴。
极端思想不再以某种统一形态出现，而是以碎片化的面目出现，后现代极权主义 它不依赖一个中心化的“老大哥”，而是依赖于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算法。算法为每一个潜在的极端分子量身打造一个个性化、定制化的洞穴（即信息茧房和回音室）。这个过程是自下而上和横向传播的，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狱卒”，并乐在其中，因为这个洞穴里的所有信息都在确认“我的感觉是对的”。
古典极权主义中 敌人是由宏大叙事明确界定的，例如“阶级敌人”、“异教徒”或“劣等民族”。敌人的身份是清晰且相对固定的。
后现代极权主义中 “敌人”的定义变得极其模糊、流动且情绪化。它可以是“主流社会”、“建制派”、“精英”、“SJW（社会正义战士）”、“女性”、“资本”……任何能够承载其怨恨的符号都可以成为“敌人”。这种模糊性使得它的攻击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也让持有不同碎片化极端思想的人，可以在“打倒共同敌人”这一点上，形成临时的、不稳定的“神圣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