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难听点，当代人写文言文（或者其他形式的古文），就是一场尴尬的行为艺术。这位“有山先生”的鸿篇巨制，大家也说的差不多了。我们不如趁此机会，讲两个比较应景的笑话：
- 2009年高考，武汉考生周海洋用七言“古体长诗”写了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赢得“国学奇才”称号，最后被三峡大学“破格录取”。然而此公后来三年挂了四门课，连古代汉语都考不及格。
- 四川考生黄蛉，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等古文字写了一篇高考作文，也被舆论热捧，最终被四川大学破格录取。随后，学校专门为其配置的一对一指导教师、古文字专家，两年后向学校提交辞呈，原因是黄蛉“学风浮躁，不愿再教”。
很多现代人认为的“文言文”，只是把现代汉语做表面修饰：把“的”换成“之”，句末念两句“之乎者也”，外加若干生僻字。实际上，这只是“文不文、白不白”的无病呻吟——表面像古文，骨子里仍是现代语法和现代词汇；文言对他们不过是装饰性的“古风滤镜”，不是一种独立的语法与表达系统。
文言文之所以不宜提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容易学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十载寒窗，专学古文，尚且有人学不好。何况今天我们的青年要学科学知识，哪能有十年的功夫专学古文？结果写下来的文言文一定非驴非马，青年人看不懂，看不惯，老年人看了摇头。吃力不讨好，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