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自杀了，不一定是体制造成的。但如果“体制”不允许别人了解这个人死前的经历，不允许死者家属死者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回忆。那只能说真凶已经自己跳出来了。
北欧国家那么好的福利，每年也有人自杀，不能证明北欧的体制在系统性的压迫着他们。去日本饿死的王懿，也不能说明中日社会之间有什么优劣。
重要的是这些的事，不仅仅是个人事件，也是公共事件。既然是公共事件，公众自然有了解的意愿，也应该允许学者、记者做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
二十年多前有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情况，在农村看到了震撼一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哪怕是最基本的居民养老、居民医保，也能极大减少老人自杀的现象。我们应该去研究年轻人自杀背后的问题，并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