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以色列的大胆和俄罗斯的大胆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全球国际关系失衡和治理缺失的表现形式。
新冷战或者说21世纪“大国竞争”和老冷战最大的不同是，领头人的实力和对其仆从国的控制力天差地别。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西欧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跟着美国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可能和东方阵营抗衡哪怕一个月。
而苏联阵营的国家，基本上用经互会体系和党的渗透把经济和政治全部绑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美苏当年对不听话的小弟是毫不留情的。
英法当年觉得自己不是美国的孙子是兄弟，打了一场苏伊士运河战争，干扰了美国在亚非拉用民族主义抵制社会主义的大计划，美国直接在金融市场上把英镑干爆，然后又拒绝了英国向IMF的求助，还公开说参战的英法军队不受美国保护。英国不想经济危机就只能乖乖撤军。
苏联就不用说了，可以肉体消灭不听话的仆从国领导人，军事占领不听话的国家。
今天呢？美国的体系已经千疮百孔，中国的体系还没建设起来，双方对于靠近自己的国家掌控力都不足。因此这些国家普遍会有的观点就是，无论我做什么，美国/中国都会支持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所以，像普京、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人，是第一批嗅到老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腐烂气息的，他们就开始大胆起来。
可以说，如果2016年中美关系没有那么快的转向，那些死在乌克兰、加沙和叙利亚的人，很可能还仍然幸福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遗憾，大国崛起很重要，因为当大国崛起的时候，大国竞争的牺牲者很少是大国国民，而是那些地缘政治最脆弱地区的国民，比如加沙人、乌克兰人、缅北人和叙利亚人。
正如气候变化虽然由工业国家导致，但后果却由生态最脆弱的地方承担，他们并不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沙特人俄罗斯人，而是伊洛瓦底三角洲的缅甸人、海边的菲律宾人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居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