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对，偷了地主一口粮食就要死刑起步，地主和西藏奴隶主一样可怕，地主真是太坏了。
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地主，大多是小地主，拥有土地不过自耕农的几倍。可以达到养打手私兵级别的地主，千分之一，且大多与政府有关，在政府担任官职，比如刘文彩。民国以小地主为主的事实，孙中山、陈独秀、翟秋白、张国焘都曾确认过。他们立场各不相同，却得出同一意见，可谓条条大路通真相。
那么这种小地主的特色是什么呢？是力量弱，无剥削（剥削必须垄断才能实现）、以及管理水平堪忧。尤其是管理能力这一点，地主就没几个能干事的。佃户歉收欠租，在左派眼里就是塌天了，房子要砸了，儿子要卖了，老婆要被牵出去做x奴了。但大部分情况却是只要躲开地主收租的时间就能一笔勾销，再遇到地主只会叮嘱你来年的份要记得交。
西游记里的寇员外就是典型。他本来是地主，却收不到租子，收不回欠款，佃农能滑就滑，家里就要败落了。后面娶了个厉害老婆，四处讨要，斤斤计较，这才过上了富裕生活（但因为缺德生不出孩子，斋僧后才开始生）。可以讲少地主粮食是日常，实在看不出偷他一点东西会怎么千刀万剐。
一句话，旧中国的落后是双向落后，对外抗压能力弱，对内也镇不住刁民。
转一个答:
林则徐对晚清江南地区怎么交租的问题有过实地考察。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林则徐这样描述（译文）：“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林则徐说，当时江南地区百姓都普遍种1季麦子，再种1季水稻。
只有土地上的“主产品”交租，“副产品”不交租，在晚清是社会普遍现象。乾隆年间编纂的《岳州府志》里就提到，当地政府明确鼓励佃农多种杂粮，因为种稻谷的最大获利者是地主，而种杂粮的最大获利者是佃农。
杂粮的产量其实也是很可观的。以林则徐所调查的江南地区的春小麦为例，小麦7斗可以抵稻米5斗，而稻谷1石才能抵稻米5斗。 1麦1稻总收入显然并不比种双季稻差，而对佃农而言，种小麦不用交租，显然更加划算。
关于地租具体怎么算，怎么交这个问题，另1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并不是佃农租种的所有土地都需要交租。
譬如：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则往往连面积都没有计数。自然也没法计算地租。
而即便是水田，以湘中为例，在“中稻”交租之外，佃户另外再种的早稻或者秋季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
作为附带品的“山、泽、土”不计算地租，大约是清末民初时期南方的普遍现象。民国《南川县志》里就明确提到四川附带“山土”从不交租。浙江《兰溪县志》里也有着同样的说法。
文学作品里黄世仁凶神恶煞逼死杨白劳的主要武器，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铁板租”，无论杨白劳的年成好坏，黄世仁的地租总归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杨白劳碰上荒年，无法完成“铁板租”，欠下了债务，黄世仁再来上1个利滚利，息加息，杨白劳从此以后也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实际上，明清2代的地主们基本上都做不成黄世仁。可以说，逼死杨白劳的“铁板租”，被完整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明朝末年人耿橘大在谈及江苏常熟地方的田租问题说，曾这样说（译文）：“最好的田地，每亩交租不过1石2斗，但实际收到的田租，从来不会超过1石。”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而已。
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上等好田，能收到“铁板租”的80%，比较差的就只有50%了，平均下来，不过是62%而已。
这种按照“铁板租”定额，打折交租的方式，在明清2代及民国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黄世仁那般1个子儿都不松口的现象，在明清史料里面几乎是看不见的。传统社会底层以儒学为维系，形成了很多平衡底层经济利益的乡约、乡俗，这些乡约、乡俗都制约着“铁板租”的实际收取率。清代人旺辉祖在《双节堂庸训》里头，就明确提及：“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完全脱离了这种基层儒家乡约，如黄世仁般1口咬定“铁板租”不松口的地主，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曾国藩当年就在给朝廷的《备陈民间疾苦疏》里面谈到他所管辖的江南几府，说（译文）：“每1亩田，产稻米自1石5、6到2石左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最后业主所能收到的地租，怎么也超不过8斗”，可见佃户们的“抗租欠租”活动，在当时是1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
民国时张扩强曾对地租缴纳问题作过实地调查访问，结论是：“在一些地方，无论丰、歉，租子是决不会收足的，问题只是少收多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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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国家财政收入来看，清朝的时候，清廷的财政收入大概占全国GDP的2.5%，
甲午时清廷岁入8000万两，4亿人口1年平均负担0.2两，
民国时候财政收入占全国GDP的5%，
现代因为科技的提升，通讯，运输，统计，财政收入占GDP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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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生产力低，大部分人的产出只有种地，
种地收获100，自己1家就要吃掉95，如果缴税10%，就会短缺，
现代生产力高了，产出1000，自己1家吃掉600，缴税30%，还能剩余100，
现在的房地产，房价里包含了70年的税，等于上来就把后面70年的税都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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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地产销售6.4 万亿元
缴纳契税2,874亿元；
房产税1,372亿元；
营业税4,051亿元；
土地增值税2,719亿元；
缴税合计约1.1万亿元；
银行房贷余额12万亿元；获8,400亿元利息；
土地收入28,517亿元；
政府和银行从房地产获得收入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收入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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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认为地主土嚎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其实并没有，
“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编印的《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资料》统计：
江西在1949年以前的原白区地主、富农共占人口的11.3%，占有土地的44.6%；
湖南1949年以前的丘陵地区，地主、富农占人口的9.2%，占有土地的64.1%；
在山区则只占人口的7.6%，占有土地的54.5%。
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在1949年以前江西的原白区，湖南的丘陵地区和山区（湘赣边区主要是山区），地主、富农的人口在7.6%至11.3%之间，占有的土地（包括公田5.7%至14%）在44.6%至64.1%之间，即10%左右的人口占有土地的半数左右或稍多1点，并没有达到70%到80%。
江西的情况也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1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1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1个佃农社会。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
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38%； 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34%。
中立人士的调查结论也与国共2党的大体相当: 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2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
例如，“薛暮桥曾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机关，1933年左右所作的陕西、河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六省农村调查报告，推算合计地主富农共占户数的9,9%，占土地的63.80%，
陶直夫（即钱俊瑞）则估计1934年左右全国耕地分配（亦不包括东北）约为合计地主富农共占户数的10%，占土地的68%。”这是中立人士估计中比较偏高的数字。（《本世纪20-30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章有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又如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2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1书，2次调查扩展至22省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1书。
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1。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3/4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1/4的土地，用于佃赁。
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7/8，
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3/5。
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1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1/3为半自耕农；其他17%为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