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色列右翼从80年代开始渐渐奉行一种起初没有被人注意到的种族主义生存主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国际法、经济利益乃至盟友关系都会让位于所谓“反恐”，即确保国家安全与种族生存的需要
2.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无论欧盟还是中国，都只把谴责以色列、呼吁和平挂在嘴上，这就好比一个人可以随时踹别人一脚但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内塔尼亚胡政府只是每次都选择了“踹”这个选项而已（对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如果不持续通过军事冒险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他恐怕要进监狱了……）
生存主义者（又名预备主义者）原本指的是那些害怕末世或乱世（例如内战、核战争、大瘟疫、大萧条等）来临，因而为此进行各种准备的人。生存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变得流行，当时美苏核战争的可能、石油危机造成的能源缺乏、滞涨引发的对大萧条重现的担忧等社会背景促进了生存主义思潮的传播，许多人认为文明社会可能会毁灭或陷入混乱的状态，因此为了应对可能的秩序崩溃、物资匮乏的未来，他们选择提前进行准备
具体而言，生存主义者/预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复杂的。一些人可以被归类为乌托邦式的田园主义者，他们怀疑的基于经济增长的现代社会能否维持下去并质疑这样的社会是否真的会为人类带来幸福。他们或许受到文化左派的影响更大，往上追溯又可以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又被称作新生存主义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生存主义者/预备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右翼，并且它一开始和美国的文化土壤深深地联系在一起。《阿尔比恩的种子》提到，英格兰南部的文化被移植到了弗吉尼亚，在这种文化中，精英乡绅最看重的是个人独立，奉行父权制的等级制的他们将其自由主义概念建立在每个乡绅都拥有一片自己的种植园领地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他们不必要向任何人低头，种植园稳定的产出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和工业家那样时时计较利润，他们可以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尽管在南北战争后，种植园本身消失了，但这种“种植园乌托邦”的图景始终扎根在许多美国人的心中。生存主义者/预备主义者中，很多人并非因为杞人忧天而成为预备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渴望末世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回到种植园时代的机会，就如很多末世电视剧、电影、小说所显示的那样：经验丰富的主角在末世中生存下来，逐渐领导起一支队伍并占据一片领地，和周围的领主一起成为新秩序的主导者
在冷战结束后，随着核战争阴影的消退，老一代的生存主义者/预备主义者开始衰落，他们只能从丧尸片中找回过去的感觉。新一代的生存主义者/预备主义者起初以新生存主义者（可以被大致归类为反对现代生活的环保主义者）、茶党（对政府的救灾能力高度不信任、自己屯粮防灾）、宗教与左翼末世论者为主[1]
灾难的理性预兆
莫森（Morson, 1994, p. 50）在其关于预兆概念的著作中指出，历史“趋向于一个注定的结局”，并且“结局不仅可能被上帝知晓，也可能被那些发现了上帝计划、永恒原型或历史法则的人知晓”...........“预兆”一词表明了一种奇特的逆向因果关系。莫森举了一个风暴预示灾难的例子；风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灾难随之而来——它是未来灾难的一个可见效应...........
备灾可以被视为在未来投下的阴影中进行的一种实践。但与这种概念化容易推断出的神秘含义，以及流行文化中将备灾者描绘成疯狂、偏执、持枪狂的叙事相反，备灾书籍中出现的预兆往往渗透着所谓的常识、理性和科学。因此，这些书籍通常将备灾描绘成根本上是明智的，并且仅仅是大多数人会认为是常识的原则和实践的逻辑延伸...............此外，支持备灾的论点往往以相当理性/科学的术语来构建，并且它们通常伴随着对当前社会“极其脆弱”的相当详细的（准）社会学诊断
这些书籍声称，这些发展“迫使我们扪心自问：一个社会在开始瓦解之前能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城市在一年后或五年后会有多安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备灾的理性逻辑所带来的预兆，它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而更像是一个常识性论点：鉴于我们脆弱且相互关联的社会，以及对各种不祥事件（如债务增加、气候变化和内乱）的观察，未来某个时候发生重大灾难似乎是合乎逻辑且几乎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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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科学和常识的背景下，备灾文献可以将某些当前事件，如“所有最近的经济坏消息，以及H1N1流感的出现”，解释为更大灾难的特别重要的预兆。这种逻辑可能有些含蓄，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迫在眉睫的幽灵、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粮食不安全”（哈里森，2008，p. 10）等表述，到更直接的预兆暗示：
世界最近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地震、海啸、飓风、恐怖袭击、流行病……致命的名单每天都在增长。这仿佛是在给我们一个关于未来事物的警告。(...) 时间可能不多了！ （布拉德利，2011，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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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资本主义的终结？
文献中很少详细描述崩溃后的生活。然而，很明显，大多数书籍都为读者准备了某种形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经济体系已经崩溃。在备灾书籍中，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通常通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解读来预示：
债务的旋转木马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普通消费者用完信用，当美国财政部本身不再被认为是信用可靠的，当美元被认清其真实面目（印制精美的卫生纸）时，事情就会变得糟糕。(...) 做好准备。
因此，大多数书籍都有关于以物易物的部分（例如，阿吉雷，2009，p. 204；科布，2014，p. 137-40；罗尔斯，2009，p. 276-286），详细说明要储备哪些商品，以及获得最佳交易的各种技术和策略。许多书籍还有关于投资黄金的部分（例如，阿吉雷，2009，p. 215；布拉德利，2011，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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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后末日和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描绘与左翼愿景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用更强的联系感和社区感取代晚期现代社会的异化（例如，罗莎，2019），但也存在差异。在备灾叙事中，等级制和父权制结构通常仍然盛行。例如，科布（2014，p. 165）提供了一个关于“灯熄灭”一年后生活的小插曲。在这个场景中，他想象了一个“已经安顿下来，几乎舒适”的小社区，并描述了一个庆祝活动，其中四位“社区领袖”和“穆尔卡希神父”发表演讲，每个人都带来食物（炸兔肉、鹿肉、小土豆）进行百乐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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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十余年里，生存主义者中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它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结在一起，其眼中的“生存”主要是从有色族裔的包围中生存，而不是从自然或经济灾难中生存。这或许和一些种族偏见有关，例如很多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有色人种更可能犯罪，因此在灾难降临时需要首先团结起来对付这些犯罪者。但主要地，这表明生存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转变，它和抽象的对种族乌托邦和白人的优越地位即将沦丧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白人至上主义的生存主义者热衷于谈论如何在有色人种可能控制国家或毁灭国家的时候进行反抗。类似的运动已经超越了美国的范畴，在其他白人国家，例如在芬兰[2]、法国[3]也有类似的运动，他们都秉持生存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理念
如上文所述，2008年后美国的预备主义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其主要体现在迎合其从业者兴趣的市场出现了‘末日繁荣’............现有的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表明，预备主义在当代的流行既源于美国此类活动的较长历史，也源于最近一波预备主义据称与之相关的极端主义政治浪潮。在这些思考中，经常被强调的是预备主义与早期一波极右翼‘生存主义’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生存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运动，存在于整个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是为中长期生存做准备。在此期间，它还催生了一个与今天围绕预备主义的博览会圈子非常相似的巡回博览会网络。在公众眼中，生存主义与极端主义的联系最显著地确立于1990年代涉及其几位实践者的一系列高调且（字面意思上）爆炸性的事件。这些包括：雅利安民族同情者兰迪·韦弗（Randy Weaver）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红宝石山脊（爱达荷州）的致命枪战；联邦调查局对韦科（德克萨斯州）附近的世界末日分支大卫教派的失败围困；以及反政府恐怖分子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制造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这导致了将生存主义者描述为‘戴着锡箔帽的林中居民、囤积豆子的歇斯底里者、[和]宗教末日预言家’，大众媒体的反思自此经常将生存主义视为一种源于美国最外层右翼边缘的‘孤立主义、反政府和阴谋论’的亚文化。
在给这种煽动性言论增加细微差别的同时，其他地方的详细分析确认了生存主义与极右翼政治的联系——表明这种现象在20世纪末的增长确实与美国极端主义运动更广泛的扩张捆绑在一起。[9] 这些包括“地方保安团”（Posse Comitatus）、三K党、基督教身份认同（Christian Identity）以及众多民兵组织，每个组织都围绕对政府的敌意、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将美国视为神圣基督教国家的神学观点组织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例如，Lamy和Coates的研究为更广泛地将生存主义视为一种极右翼现象的看法增添了分量。在此过程中，它表明生存主义的追求尤其吸引那些反政府意识形态、宗教狂热和种族主义政治最终导致谈论（并准备应对）犹太阴谋用核导弹轰炸美国、联邦政府或联合国‘接管’以及其他边缘迷恋的世界末日场景的人。
具体而言，其又可以分为两支，一支与无政府主义和新生存主义有关，另一支则和自由意志主义和技术崇拜有关。来源于新生存主义、美国传统和浪漫主义的极右生存主义思潮主张在未来社会应该以小社区为单位，每个社区自给自足、自治独立，内部实行家长制，提倡回归道德，在经济上奉行去增长主义，不追求经济增长，而追求和谐。那些有着技术崇拜情结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则主张实行科技等级制，那些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成为科技贵族，每个人领导一片公司制的科研领地，其中最具有领导力的人将成为国家领袖
后一类人被认为对特朗普政府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马斯克和彼得·蒂尔曾经分别与特朗普和万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些倡导企业城邦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好运。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推行一个极端理念，即富有的、不愿纳税的人应该自己建立高科技领地，无论是通过在国际水域的人工岛上创建新国家（“海上家园”）还是在洪都拉斯的岛屿上建立像 Próspera 这样的亲商业“自由城市”，后者本质上是一个集高端封闭社区和狂野西部式医疗水疗中心于一体的地方。
然而，尽管有知名风投家彼得·蒂尔和马克·安德森的支持，他们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梦想却屡屡受挫：事实证明，大多数有自尊心的富人并不想住在漂浮的石油钻井平台上，即便这意味着更低的税收；而 Próspera 也许适合度假和进行身体“升级”，但其超国家地位目前正在法庭上面临挑战。
如今，这个曾经处于边缘的企业分裂主义网络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敲开全球权力中心的大门。
命运转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 2023 年，当时正在竞选的唐纳德·特朗普，似乎是凭空冒出来地承诺要举办一场竞赛，以此在联邦土地上建立 10 个“自由城市”。当时，这个试探性气球淹没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荒唐言论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然而，自从新政府上任以来，那些潜在的“国家创建者”们便开始了一场游说闪电战，决心将特朗普的承诺变为现实
这看起来和MAGA的“美国优先”图景相违背，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那些受到“生存主义”影响的MAGA，正在把整个美国（当然是白人美国）看做一个末世堡垒，“美国优先”的意义在于在末世之前为这个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就像个体生存主义者屯粮那样）
末日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黑暗而狂欢的宿命论——它是那些觉得庆祝毁灭比想象没有至上主义的生活更容易的人的最后避难所。
当然，班农不仅仅敦促他的听众自己建造堡垒。他还提出一个愿景，即将美国本身变成一个堡垒，在这个堡垒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特工在街头、工作场所和校园里追踪，让那些被认为是美国政策和利益的敌人消失。堡垒国家是 Maga 议程和末日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在其逻辑内部，首要任务是加固国家边界，清除所有国内外敌人。这项丑陋的工作现在正在顺利进行，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的帮助下，援引《外侨敌人法案》将数百名委内瑞拉移民驱逐到萨尔瓦多的臭名昭著的巨型监狱 Cecot。这座监狱剃光囚犯的头，将多达 100 人塞进一个单一的牢房，里面只有光秃秃的上下铺，它是在该国爱好加密货币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总理纳伊布·布克莱三年前首次宣布的、破坏公民自由的“例外状态”下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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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维护堡垒国家的边界是末日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同样重要的是第二项任务：美国政府要夺取其受保护公民度过未来艰难时期可能需要的任何资源。也许是巴拿马运河。或者格陵兰迅速融化的航道。或者乌克兰的关键矿物。或者加拿大的淡水。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国家层面的超大规模末日准备，而非老派的帝国主义。过去殖民主义的幌子——传播民主或上帝的旨意——已经消失了。当特朗普贪婪地审视全球时，他是在为文明的崩溃囤积物资。
这种堡垒心态也有助于解释 JD·万斯对天主教神学的有争议的涉猎。这位副总统的政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首要末日准备者蒂尔的慷慨，他向福克斯新闻解释说，根据中世纪基督教的“爱之序”（ordo amoris，也被译为“爱之秩序”或“慈善秩序”）概念，不欠堡垒之外的人爱：“你爱你的家人，然后你爱你的邻居，然后你爱你的社区，然后你爱你的同胞。在那之后，你才能关注和优先考虑世界其他地方。”（或者不，正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所表明的那样。）换句话说，我们对堡垒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亏欠。
尽管这建立在右翼长期存在的倾向之上——在民族-民族主义的阳光下，为仇恨排斥辩护并不新鲜——但我们以前从未在政府中遇到过如此强大的末日论倾向。后冷战时代“历史的终结”狂妄正在迅速被一种坚信我们正处于真正的末日的信念所取代。Doge 也许将自己包裹在经济“效率”的旗帜之下，马斯克的下属们也许唤起了年轻的、在美国受训的“芝加哥男孩”的回忆，他们曾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政权设计了经济休克疗法，但这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老套结合。这是一种新的、拜金的千禧年主义大杂烩，它声称我们需要粉碎官僚主义，用聊天机器人取代人类，以削减“浪费、欺诈和滥用”——同时，也是因为官僚机构是抵抗特朗普的恶魔藏身之处。这就是科技兄弟与神学兄弟融合的地方，后者是一个真正的、超级父权制的基督教至上主义团体，与赫格塞思以及特朗普政府中的其他人都有联系。
不出意料的，这些右翼中的生存主义者许多对以色列有着好感，这不是出于外交利益，而是出于宗教和理想：从宗教角度来看，他们将以色列的扩张看做是为最终拯救做准备；从理想角度，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似乎符合他们对末世堡垒国家的定义：科技发达，防御严密（依靠铁穹等反导系统），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生存
不久前，主要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世界末日迹象感到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期待已久的“被提”即将到来。特朗普已将关键职位交给了那些信奉这种激烈正统思想的人，其中包括几位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将以色列利用灭绝性暴力来扩大其领土的行为视为非法暴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吉兆，预示着圣地正越来越接近救世主回归的条件，而信徒们将获得他们的天堂王国。
特朗普新任命的驻以色列大使迈克·哈卡比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有着深厚的联系，他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也是如此。诺姆和“2025 项目”的设计师、现任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的罗素·沃特都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甚至连蒂尔，这位同性恋者，以其派对生活方式而臭名昭著，最近也被人听到在沉思敌基督的到来（剧透一下：他认为那是格蕾塔·通贝里，稍后会详细介绍）。
而在以色列本土，“生存主义”的叙事早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曾经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自己看做是“聪明的人”或“幸运的人”，而非直接地将自己与大屠杀的幸存者关联起来。在80年代后，“幸存者叙事”又一次复苏，这一次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对抗也被看做是为了争取犹太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试图抛弃所谓“哭哭啼啼的犹太人历史”（该历史主要将犹太人历史视为一个充满苦难和迫害的叙事）的做法开始被取代。在1961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审判期间及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首先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然后是记者和学者，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国的抵抗联系起来。
两者最终都被呈现为先天性仇恨的例子，并被用作建立这个国家及其生存权利的有力论据。这是一种戏剧性的结合，令人难以抗拒，它将犹太国的建立与大屠杀中犹太人几乎被毁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早在那场灾难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急于建国的过程中被搁置的包袱，现在又被打开了。这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乌托邦易于描绘而难于创造——犹太历史的牵引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强。
由此产生的新结合令人担忧：犹太复国主义获得的犹太权力，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努力根除的旧式犹太受害者心态相结合。
想一想：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之后，以色列的许多人将其称为“大屠杀”（pogrom），这个词描述的是东欧偶尔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仔细想想，以色列，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人脉广阔，并且——至少直到最近——普遍受到好评，却将自己比作一个在早已逝去的时代里，毫无力量、脆弱而孤立的东欧犹太村庄（shtetl）。
“大屠杀”这个词解释了一切。它抹去了100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复活了旧有的犹太人怨恨。
这或许可以解释以色列在加沙的过度反应。这不是借口，而是一种解释，它呼唤着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下一个演变步骤——在这个步骤中，以色列要明白它已经实现了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以色列必须意识到它拥有权力——它是一个强国——而权力伴随着责任。
这种恐惧感被利库德集团不断放大，又被以色列的内外宣推波助澜。犹太人类学家耸人听闻地宣称“到2045年，以色列的崩溃风险将达到65%至80%，而到2070-2075年，阿拉伯的增长率将接近50%左右。”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曾说：“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个战斗着的民族的胜利口号，而是一种奇怪的、绝望的生存之举。”无论这是否是事实，今天的利库德集团及其海内外支持者都将其看做事实。亲以色列的媒体和博主反复宣传阿拉伯国家数十年来对以色列国家的威胁言论与未来以色列国家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下覆灭的可能
正是这样的生存主义宣传，合理化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对伊朗和黎巴嫩的袭击与对哈马斯领导人的跨国追杀。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们相信这是为了争取生存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虽然即便哈马斯都承认以色列当下的边境线
参考
- ^du Plessis, E. M., & Husted, E. (2024). Prepping as implicit activism: risk, danger, and post-capitalist imaginaries in prepper literature.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25. https://doi.org/10.1080/14742837.2024.2349568
- ^Kotonen, Tommi, and Daniel Sallamaa. “Right-Wing Extremist Group Survival in Finland – a Qualitative Case Analysis of Soldiers of Odin and the 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7, no. 4, 2023, pp. 42–68. JSTOR,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274058. Accessed 14 Sept. 2025.
- ^https://tempspresents.com/2023/03/02/survivalisme-quand-lextreme-droite-francaise-decouvre-mad-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