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没钱了。
其实地方上从开发区入手精简编制是很合适的办法，一是响应政策（尽管延迟有点明显），二是实际影响相对可控。
开发区是一种国内的特色，设立之初是考虑既要为试点的区域引进投资，又要把先行先试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万一不成功还要考虑退路。所以早期引入投资时，并不是直接把相关经济审批权限交由正式行政区划管理，而是另起炉灶、另圈一块更小面积的土地，成立开发区管委会进行管理。
应当说，早期的开发区是比较成功的，其实成功的因素不是因为它的名字叫开发区，而是因为早期开发区的区位都比较突出，具备比较优势，而且毕竟是物以稀为贵，早期开发区成为了中国广阔市场的窗口。
但从地方的角度，倾向认为开发区的成功就单纯来自圈地给政策，既然人家能行，那我也能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开发区开始泛滥。在绝大多数地方，不仅有地市的国家级开发区，每个县也都要有自己的省级开发区。
实际上开发区此时就逐渐丧失了窗口优势，变得越来越泯然众人。而且后来设立的某些开发区甚至是“动机不纯”，不是为了招商和工业发展而设立，而是为了用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搞土地开发、建设新城、做房地产。
更不用说，由于开发区的自身发展需求和任何机构都有的天然的膨胀的需求，开发区必然会逐渐从单纯的经济管理权限，不断增加机构数量、提升公共服务管理职能，最终扩展为高度近似实体行政区的“黑区”，虽然只被地方默认、不被国家层面承认，但“黑区”与正式行政区事实上会形成管理的重叠与冲突，并且造成财政负担与冗员。
所以，从2014年、2017年和2023年以来，针对开发区的过度泛滥、事实“黑区”、机构冗余的问题，都进行了全国性的整顿和治理，2017年特别提出来要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控制开发区的公共服务管理职能来削弱开发区的“黑区”属性。
但是，当时这么做的效果必然不会显著。因为地方可以用“经济发展”的高度正确柔性抵抗，而且从地方的角度出发，2017年时正值房地产的黄金年代，各地刚开始地王频出的阶段，即使机构冗余，地方也有足够的收入，完全是养得起的。
而现在的情况，是房地产熄火、地方已经普遍短收，地方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机构冗余问题的动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格局相对固化，无论是地方还是经营者都充分认识到区位的重要性，认识到单纯顶着开发区的名头并不意味着就能收获真正的开发。
所以，地方自然开始响应开发区精简编制的精神——虽然这响应有点明显延迟——开始从往往有名无实、效率不高的开发区入手，精简人员编制，反正地方的工业经济基本固化、房地产也已经进了冰窟，精简开发区编制的实际影响也就相对可控。
其实郴州采取的做法、精简的幅度都不是孤例。正如我们讨论的，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发区已经泛滥到每个县都有至少一个省级开发区，一些地区整体的开发区数量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正规县区的数量，而财政短收压力也是普遍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充分的动机在精简编制方面先拿开发区“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