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原谅也没关系》主题是心灵疗愈，不是审判罪人。我们不必论断坏父母的罪恶度，只需关注如何对症下药。
从实践论角度上看，所谓的对症下药最初其实是回溯性重构的产物。对于神农来说，并不是先知道自己中了什么毒，然后服用有效的解药；而是先服用有效的解药，然后根据解药推测病因。
如果有效的解药有很多种，那也就意味着原因是多元的。此时，我们选择哪一种假说，取决于我们想干什么。
而作者指责坏父母，是为了推销他的药方——寻找坏父母的替代品。
沃克认为，要想缓解依恋障碍，进一步疗愈CPTSD，根本途径是让患者在一段足够安全、稳定的关系中，经历修复性的情感体验。（1）
由于童年创伤多半源自破碎的关系，它带来的影响，也常常隐藏在我们与他人的连接里。
因此，疗愈不仅是内在的修复，也需要在现实中重新体验一种新的、健康的关系——在安全的互动里学会信任，放下防备，真正体验到爱与被爱。（2）
在精神分析史上，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费尔贝恩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背叛。
在弗洛伊德最初的幼儿引诱理论中，他将神经症患者看作是儿童受到成年人性骚扰的无辜受害者，将成年人神经症看作是滋长于早期幼年阶段，儿童性欲的早熟播下了病根的种子。在弗洛伊德发现了回顾性描述的虚假性质后，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父母，而是在于儿童自身愿望之中性欲的特质与强度。儿童的天真是一种普遍的诡计，儿童自身的乱伦欲望以及谋杀欲望是神经症的原因；实际的父母角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被降到了最低。克莱因代表了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最远的人，对于她来说，神经症的种子埋藏于孩子天生的渴望与暴力之中。（3）
费尔贝恩对此问题发展出了迥异于克莱因的对立一级：对于费尔贝恩来说，神经症来自于父母的失败。孩子的需要潜在的具有可满足性；父母的不足强化了需要并且制造出了次生性的、具有问题的暴怒。这种“过度”的需要以及暴怒使得对于“坏客体”的内化以及随后的病理性自我分裂成为了必要。在费尔贝恩的体系尤其是冈特里普的拓展中，父母变成了普遍的罪人，孩子是被动的受害者。（3）
对于克莱因来说，恶的根源在人类自身的心中，根植于本能，尤其是死亡驱力及其衍生的攻击性。孩子在偏执分裂位以及抑郁位共同面对的两难处境都是自身攻击性的安全释放。孩子最早的焦虑被害妄想，他体验到了自己所投射的攻击性对于自身生存的威胁。另一方面，对于费尔贝恩来说，精神病理以及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母爱的剥夺。理想的完美母亲会塑造出完整无分裂的自我，他具有全部可用于与真实外部客体建立关系的力比多潜能。有缺陷的养育造成了自我完整性的严重威胁，对于费尔贝恩来说，核心焦虑涉及到面对剥夺时对于客体纽带的保护，所有精神病理性都被理解为源自意在保护关系纽带以及自我在控制令人不满处境时自体-碎片化。他们对于恶的终极根源的不同看法反映在各自理论中“坏客体”的不同含义之中，对于克莱因来说，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坏客体”，它们的恶本源都来自于孩子自身的天生毁灭欲望，这些毁灭欲望被投射到了他者那里。相比之下，对于费尔贝恩来说，“坏”意味着令人不满与剥夺，“坏客体”是那个通过缺席或者不回应来挫败力比多客体寻求的那个客体。对于克莱因来说，“坏客体”反映并且源于孩子自身固有的自发性毁灭欲望，对于费尔贝恩来说，“坏客体”是个体无法获取的父母维度，它们挫败了个体天生的对于接触与关系的渴望。（3）
接下来，我们看来一下著名的精神分析师（也是著名的来访者）冈特里普的案例。
让冈特里普的案例更具深度的是，他的两位分析师——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都是该行业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冈特里普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以敏感且富有创造性地记录了自己的治疗历程。（4）
格拉策和埃文斯（1977年）认为，冈特里普控制了治疗局面，实际上避开了治疗可触及的范围。
首先，他通过自设治疗目标——消除记忆缺失——来主导治疗框架。冈特里普控制态度的其他证据包括：
- 他只愿意与理论取向相似的治疗师合作；
- 为捍卫自己的理论观点而进行批判性争辩；
- 强迫性地详细记录治疗过程。
他的治疗师显然与他共谋，接受他的条件，而不是对其进行分析。格拉策和埃文斯认为，在冈特里普控制和保持距离的行为背后，是更深层的婴儿期自大，即一种将外部世界本质视为伤害源的“原发性自恋”。
他们提出，冈特里普无意识中的敌意全能感体现于：将人格障碍归咎于母亲，以及对弟弟隐晦的死亡愿望。他们认为，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在关键方面强化了冈特里普的自恋，而不是对其进行分析。例如，作者指出，温尼科特倾向于扮演好母亲的角色，而不是处理冈特里普对全好母亲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愤怒挫折感。
事实上，温尼科特告诉冈特里普，他非常喜欢他这个病人。半开玩笑地，他又补充说冈特里普可能太好了；温尼科特从未治疗过像他这样详细记录、对治疗过程记得比他还清楚的病人。
温尼科特确实很欣赏冈特里普。在冈特里普之前，愤怒、抗拒的病人让温尼科特很头疼。冈特里普是他一天中的亮点。温尼科特特意补充说，他不需要冈特里普这样做，但实际上冈特里普确实让他感觉很好。温尼科特从冈特里普那里得到了肯定。
如果说温尼科特对冈特里普扮演了好母亲的角色，那么冈特里普也对温尼科特扮演了好母亲的角色。在这方面，温尼科特也扮演了婴儿的角色，从冈特里普母性目光中的“光彩”那里得到了良好的自恋镜像。冈特里普的全能感不仅通过扮演婴儿，还通过扮演母亲（善意地控制）来表达。
在我看来，温尼科特所体验到的愉悦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需要被涵容与重新处理的诱导性反移情反应。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全能婴儿与母亲的功能共同构成了角色互换的同一系统。由此观之，冈特里普终其一生强迫性地扮演“好母亲”角色的行为，或许正是导致其“过度活跃”症状的深层原因。
温尼科特在这种互动中并未全然自在，这体现在他周期性地试图唤起冈特里普对“婴儿期愤怒”的觉察。
他反复追问：“你的婴儿期施虐性与冷酷无情去哪儿了？”而冈特里普则通过指摘温尼科特此时使用的过时弗洛伊德驱力理论来回避问题——在这些时刻，冈特里普觉得温尼科特背离了客体关系理论立场，变得“不够温尼科特”。
这种批评本身并非单纯的阻抗证据。患者往往能觉察治疗师未能察觉的内容，且必须最终接纳自己心智的产物。如果患者无法以某种意识化的方式呈现治疗师的反移情，这些反移情就可能成为患者超我中具有奴役性的部分。在此语境下，冈特里普的争辩行为或许正是一种保持分化的技术。
然而，无法放下“婴儿期愤怒”的问题，温尼科特在人性和临床层面上似乎都是正确的；从冈特里普自己的客体关系理论角度看也是正确的。温尼科特深知，所有人不可避免地会让彼此失望。他的一些最佳临床描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温尼科特，1971年）。
如果他对冈特里普早期生活的看法可信，那么从第一种母亲到第二种母亲的转变，最初肯定会引发愤怒的抗议，然后才会陷入绝望，放弃抗争。然而，奇怪的是，冈特里普抗议说，如果母婴关系完美，愤怒就是不必要的。看来，冈特里普试图根据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可能性来塑造自己的实际情感反应：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会是怎样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在用理想化的客体关系理论版本，来防御对事物实际状况的即时体验。（4）
冈特里普认为，恨是对主要客体失败的反应。这种观点意味着，如果爱完美，就不会有恨。这体现了一种深具基督教底蕴的心理学取向——爱比恨更深，没有对爱的体验作为参照点，恨就没有意义。
格拉策和埃文斯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提出“不可能有原发性的爱”（1977年）。他们引用弗洛伊德、费伦齐、雅各布森和马勒的话，表明在精神分析的阐述中，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其对世界的憎恨是同时发生的。“恨作为与客体的关系比爱更古老”（弗洛伊德，1915年，被格拉策和埃文斯引用，1977年）。（4）
引用文献：
（1）《不原谅也没关系》：不必释怀一切，依然可以幸福
（2）《不原谅也没关系》：你不必原谅，也能重新开始
（3）文献|斯蒂芬·米切尔—克莱因与费尔贝恩理论中“客体”的起源与性质[3]
（4）被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分析20多年，他依然没有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