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这样评价中国：“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奴隶。”他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是男人的自然性欲，
“男人活着不能没有女人，但又娶不起妻子，于是就把自己卖给富人为奴，富人则会把女奴给他们做妻子，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们便世代为奴”。
另外有些人，虽然攒了些钱足够娶妻，但却无力抚养孩子，于是只好以两到三个达克特的价格把孩子卖掉。
利玛窦伤感地说，“这价格甚至还不及一头猪或是一匹老马”，饶是如此，这还是平常年份的价，一旦饥荒发生，卖价大概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
利玛窦《中国札记》原稿的某些章节对此还有更详细的描述，但该书在17世纪出版时，这部分被谨慎的耶稣会编者们删去了。
利玛窦对明朝北京风气的描述到了1605年，
利玛窦已经确信，京城的风气很坏，当某人感觉会有人对其不利时，就拿钱财开道。
腐败因而成了一种保护性的策略：皇帝对宫廷里的太监们极端残忍，经常因为一些很小的借口，就将他们杖打致死，所以没有太监还敢去关心宫外的事情，除非那事情能给他们带去大笔的钱财。
朝廷里的官员也有样学样，从各省到京城办事的官员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地方官的钱本来就是从城市乡村的民众那里搜刮来的，还要再分一部分给京官。
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混乱的“巴比伦之城”，各种罪恶横行，毫无公正，没有人有任何虔信，也没有人有任何意愿想要去净化自己的灵魂。
这段话的措辞与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批评者们是何等相似！那时人们将罗马和那些贪腐的教皇称作“巴比伦的娼妓”。利玛窦熟谙这套修辞，他批评佛教教派时像是另一种应和，他说佛教有“巴比伦式混乱不堪的教条，太过复杂，以致没人能正确地理解或描述”。
至于北京这座堕落的城市，利玛窦怀着道德之心评判说，城里住着“一群毫无男子气概的人，终日只知享乐”。
利玛窦与许多富人交好，至少对这类铺张无度的社会境况比较熟悉，因为他曾经写道，当有人要去职或离开一座城市时，他经常得参加“他朋友为他举办的七到八场宴席，以示人情来往”。——摘自史景迁先生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1585年11月，就在利玛窦来华不久，他写信给罗马学院时期的同学弗利加蒂，描绘普通中国人如何惧怕他们的统治者。
他说，这里的官员在举办公开仪式时，其场面比罗马教皇都要盛大和虚华，而皇帝本人就像古代亚述的暴君萨丹纳帕路斯一般被禁锢在他的宫殿中，周身环绕的是妃子、太监、鸣唱的鸟儿和开花的果树，虽享尊荣，但难掩其可悲。晚些时候，利玛窦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观察到，皇帝本人是如此恐惧，他不再面见廷臣，不敢外出，除非私下出行，安排一队完全相同的马车，乘坐其中一辆。皇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到处都是欲置其于死地的仇敌”，而根本不是自己统治之领土。在利玛窦看来，他的生活“与地狱无甚区别”。
1603年，菲律宾屠华，3万人死亡，西班牙人立马通报明朝，然后等了一年。
明廷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或经济制裁，反而赐予西班牙方面二万两白银，作为安抚。
理由是：明朝长期实行，严禁民间私自出海经商、移民。跑到海外经商的人贪图钱财，触怒蛮夷被杀，是他们自找的
西班牙殖民者因华人掌控马尼拉商业命脉（华人商贾占当地经济主导地位）而心生忌惮，1603年华人人口已达4万，远超西班牙殖民者2000人的规模
1593年西班牙总督达斯马里纳斯强征250名华工为桨手，华工不堪虐待发动起义并杀死总督，导致殖民当局长期积怨爆发
1603年10月，华人因西班牙当局的排华政策发动起义，但因装备劣势41天后失败
西班牙殖民者联合土著和日侨展开报复性屠杀
马尼拉市区及大仑山避难所遭系统性清洗，至少2.5万华人遇害
部分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达3万
万历皇帝以"商贾贱民"为由拒绝出兵，反赏赐西班牙3万两白银
仅福建地方官员组织船队接回3000余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