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b站评论上写过这个回答
国内有三重问题，一个是县史资料本来记录就不如欧洲，但这个问题是在文艺复兴后，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历史资料详细到离谱。
二是不公开，欧洲的档案馆是对公众开放的，虽然需要申请，但我就看过我自己住的镇的档案馆（我专业无关）。这天生就给微观史研究带来优势。
三是没人整理，中国不仅古典档案缺乏整理，连考古资料也缺乏整理，甚至文物也缺乏整理。而欧洲自十八世纪就时不时有管理员整理自己镇的档案。导致欧洲城镇大量早期中世纪档案得以在两三百年前就得到重视和特殊保护。使得欧洲中世纪盛期在文字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依然有出色的史料优势。
第四点是欧洲有保留大量教会财产了领主记录，独立于市政之外，导致就连各种村庄的记录也非常清晰。但村庄上更多是财产归属或户籍记录，乡土文化故事上的记录就比较少了，或者我无从了解。
史料最怕什么？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最怕明火，但其实有一个东西和明火一样可怕，就是搬迁。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搬家或者出国最头疼的是搬书。所以自大学以来，我自己的资料我都尽量电子化。即使如此我依然有时会救不回自己当时费尽心思写下的有用的笔记。
中国大多数城市是在不断的搬迁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到明清才稳定下来。即使更早的，也基本上是在宋朝稳定下的。这是大的搬迁。此外还有小的搬迁，因为房屋老旧，行政公署迁移，馆阁用途变化等问题，这些搬迁势必是非常频繁的。势必是几十年内就有一次必要的搬迁。
此外由于木质馆阁建筑的限制，以及建筑水平的限制，中国的资料存放空间非常有限。造成档案存储空间势必会非常狭小拥挤，且必须分散存储。无法整合整个档案资源，也难以管理。且需要频繁搬迁扩容或者干脆一炬了之。这在欧洲早期城市档案馆同样很明显。多次搬迁对档案损伤非常严重，导致很多城市虽然很早建立档案馆，但传承得并不算好。
当然，战乱也是一个直接原因，比如科隆市档案就在二战中被迁移，虽然没有直接大规模破坏，但依然导致档案混乱。最逗的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档案馆竟然因为修地铁在之前挖塌了，直接导致了不少早期档案的损失。
中国现通行的北宋县志只有零星一两部，然而在琴川县志里提到，琴川志是因为之前的旧志在金兵兵乱中丢失了重修的。北宋本来就不一定修了多少县志，为数不多的看来也基本丢光了。
西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一关于镇制和治地他们总是非常稳定，虽然大部分也是源自相当于我们的宋时期，像英国更晚，大部分可能到明时期才出现，但一旦定了确实是一点都不动。第二是他们保存较好的档案序列大部分一开始就不会把档案放在需要频繁迁移的环境里。所以我一直对“中国不需要石制建筑”之类的说法嗤之以鼻，你没有石质建筑就没有砖吗。比如说晚近时期的皇史宬就是为了保护典籍而造的无梁殿。但即使明清时期的所有无梁殿，单论结构上的成果甚至还没到罗马帝国共和国时代晚期一根，还停留在公元前的水平。还有一个其实一点都不冷门的知识是其实欧洲相当一部分的教堂，乃至罗马大厅都是砖制而非石制，并没有影响建筑技术的发展。
我这么说最大的根据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国家档案馆tabularium现如今就好好得站在罗马城内，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上来说都比哪怕明清时最好的无梁殿成熟多了，也创造了西方建筑学文化中的一种立面，这样的体量才能撑得起一个巨型国家的行政档案。当然这座建筑主要材料是混凝土。
但我倒认为这不是说石头建筑在火灾方面对于保存书籍就靠谱多少，它可能靠谱一个两个数量级，但真的需要保存好可能需要四个五个数量级。更早但也有成果的亚述帝国图书馆和亚里山大港图书馆都被大火烧毁。可见不是说你用泥砖造或者石头造就好了，很简单的道理，书写板本身不怕火，但泥砖房的木屋顶怕火。在罗马时代以前，即使是砖石房屋砖石屋顶依然需要木质骨架，这点在后来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而真到可以全面用石制房子了，书籍本身却变成了有机物品。即使tabularium本身也是建在大火之后的建筑前身上，横竖都是容易烧的。
而对于档案的保存的稳定性，石头建筑本身固然优势极大，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事在人为，tabularium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如今这个建筑不仅一个存世档案都没留下，其本身主要功能也是在几百年的不断挖掘中才确定下来的，它所留存的档案连证明它真的是一个档案馆都差点没办成。当然这是因为搬迁，进入帝国时代后罗马的国家档案主要被搬迁到了皇帝的宫殿中，而公共层面则以皇帝所建的大型图书馆为主。
真正的档案观念还是人为的，比如古埃及虽然仓库管理员和文员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但被认为对档案的管理就相对混乱。如果不是有埃赫那吞个埃及留了一个良好的挖掘范本，不能指望埃及能留下多少有用的档案信息。
而两河流域这种相对城邦制，权力相对公共的地方，神庙，乃至城内的一些富有商人王室都有自己的档案室，尤其在乌尔到古巴比伦时代文字非常普及。管理也相对较好。我们对于两河国家的很多了解都来自于挖掘出的档案室。
雅典的档案相当了不起，它会直接用来做政治家演讲时的引用，且似乎分为公共档案和议会档案。这就是民主的好处了。这不是相关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利益了，而是全体公民有权知道雅典的相当行政信息，以监督政治行为，公共和行政档案的使用和披露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价值。所以尽管档案不存，我们却可以从如今的文字当中找到部分档案的接近于原本的一手信息。
雅典的这种公共性不仅体现在这里，还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对于其他贤者的成就引用，我们如今无法直接看到绝大部分雅典贤者的书籍和思想留存，但都可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乃至以后的欧拉，托勒密等巨老的书中还原古希腊的整个学术脉络。这种公共思想极大的尊重了他人的思想成果和学术价值，成为现代学术最具特征的基本范式。无论埃及还是两河印度也好，大部分古文明的智慧早已烟消云散，即使知道是他们发明的，也很难具体到某个人，或者只能立一个不知真假的尧舜禹冒名顶替。而雅典人的公共精神，即引发的对于尊重个人价值，追求逻辑真相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才是现代学术能够不断良性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雅典也得益于这种思想，使得雅典短短百年就从一个还需要依靠陶片计票的城市发展成希腊化时期西方文化出版行业和博物馆，收藏行业的先驱，以一城之力留下了西方大部分古典时代早期的文化成果，相对应的，斯巴达基本只有参与外国事务的时候才使用文字，其记录甚至还靠很多小国所保留的只言片语还原。
最幽默的是到现在某特色民主国家档案资料还是不公开的。政务细节还是不经公开辩论的，内部事务管理还是不透明的，看了初高中课本上的只言片语就敢断然讽刺说所谓雅典城邦民主只是原始民主。
到希腊化和帝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大型其道，变得极为普遍，有地位的家庭大多需要图书室去彰显地位，几乎每一任皇帝都会建设公共图书馆，甚至在浴场里建立图书室。此时的罗马城可以同时拥有多座公共图书馆。但依然比不过积累丰厚的希腊化地区，希腊化埃及的亚历山大才是最大的学术中心。出版业的兴起，或许还有文字的普及率高使得文字产生了其他的用途。比如消遣娱乐和学术研究用途，希腊化地区及罗马的上层人士以知识为荣。学习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文字开始具有一种承载流行文化的意义，而两河埃及和汉代中国虽然文字普及率也很高，但依然主要担任行政和统治阶级被动教育及教化的功能，文字的严肃性和工具性依然是长期未被消解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档案和图书的概念被彻底分开。
而到了西欧中世纪早期时期，最直观的是先是以威尼斯为代表的继承了罗马直接文化遗产的意大利城邦，他们任然对档案有基本的概念。可惜威尼斯同样因为大火，使其保存还不如巴黎早。
很多保存交给了修道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寺庙也非常注重保存，宗教的教义使得保存记录具有天然正义性。这一点特性不仅在后来的独立宗教中，在早期政教合一，神庙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文化中依然成立。如今法国英国乃至德语区最早的一批中世纪资料都是来自修道院的。
自从加洛林王朝建立后，法国的王家资料就稳定的藏在西岱岛上。且很显然，管理班底的传承并没有随着王室变迁而改变，所以如果说欧洲只是占了发展时间短的便宜依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可靠稳定的记录几乎都出自宋代，加洛林王朝时期甚至还在唐代，此外查理大帝作为文治大帝也相当注重对于国内修道院的管理，使得欧洲的文字记录在罗马衰落之后又趋于稳定，并成功的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我觉得中国和欧洲的第三点不同是，我们每个大的周期变动会导致部门人才稳定性和承接性很差。但无论是法王还是英王也好，他们的上层政治制度成功维持了即使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也尽量保持总体环境的稳定，英国自威廉征服后的王室文书资料就留存得很好。
德国它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共识帝国，但在地方的文书保护上，优势性并不低。德国同样大部份村庄都有零星的自建立不久后开始的财产记录，只是因为各管各的，记录时间不同，无法做机械的统计和整合，而且由于罗马法复兴，即意大利城邦的传播，神罗真正做到了通过法治维持其帝国内部的总体政治共识，稳定和和谐，这个成就并不比法国英国更差。此外受意大利城市的影响，如威尼斯保留了10世纪以来的大量文书档案，德国地方同样如此。一开始档案都是直接放在市镇厅里，还有教区政府的神龛里。
后来到晚期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更多大型建筑被建造，很多档案都被分出去专门管理。这也是西欧市镇档案馆的直接起源，到宗教改革时期，即使千人小镇也可以有自己稳定的档案馆。这也是大多数中世纪城镇最早的文书记录来源的时期。大城市则还要早个一两百年，如科隆的档案馆建于14世纪前期，法兰克福档案馆建于15世纪前期，但他们有意识得保存城市档案从12，13世纪就开始了。这也是城市档案馆主要相对连贯内容的开始时期。因此像德国东部的一些大城市，如另一个法兰克福和德累斯顿莱比锡，几乎从建市开始的议会文件就有保留。
而中国此时比较系统的地方记录只剩下三十几本南方的地方县志州志。中国一直要到北宋时期才开始注重保存地方档案，并做总结记录，而真正做县志，做出版，做收藏的第一波高潮发生在北宋末至明初。和历史比较短的西欧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的。导致中国在宋以前的资料奇缺。
中国并不是完全不重档案，比如在中央的太史令，后来的翰林等，太史的本职并非注史，而是管理档案。在史记以后，史一字才和传统意义的历史联系起来。但在史学兴起后，整理后的档案资料很容易在改朝换代之后代替之前的一手资料。如果中央档案不足还是流传条件所限。地方上就差很多，在中央集权官僚体系下，地方的高级行政官吏实际上是极其匮乏的，且留官制非常不利于稳定管理资料。也就是说理论上说，中国地方的资料只能通过任命稳定的本地吏臣去进行长时间，有传承的稳定的管理。无论是雅典罗马还是后来的西欧，他们都需要保存历史档案来记录漫长时间里形成本地的规则，制度和产业。记录需要对地方政治事务公共管理负责。但在中国古代，地方上的记录文书是对流官负责的，其稳定性可想而知。
于是虽然档案的保存不行，但整理地方信息，形成县志这一点，反而早于西方（西方似乎一直要到十八世纪，德伯家的苔丝一书开头就描写了当时英国流行县志的风尚）。同样是保留十三四世纪的文献，西方是原始一手资料，而中国是做了整理，加工，演绎的县志。要命的是县志本质上不是文书档案，早些时候他甚至算不上是史书，无论是越绝书这种特别早的，还是宋元时期的早期方志，它其实更靠近是人文地理类书籍，而这方面日本总是可以显现出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气质，比如他们干脆由国家统筹写了每个地方的风土记，甚至比他们宗主国只是地理总志的元和郡县志还要早得多。这些东西对于了解县政务和管理，地方规则的用处不大，或者说，地方上其实一直就是以非明文的潜规则和流官的人治大于法制在运行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在乎地方文书的历史时效。这多少导致了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另一面。
而相对应的在欧洲，我个人认为以罗马法带来的规则意识为基础，城市和教区都形成了自己记录和保留自己独立的制度，规则，法规，财产，交易的需要。我个人认为到中世纪末期，中国虽然在农业生产力上还有优势，但在我们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成熟度层面已经完全不如欧洲了。随后才是经济被超过，艺术被超过，科学被超过，手工业技术被超过，最后连农业也被超过。
真的档案学是大约在1750年左右建立的。自此以后至今的档案都是比较稳定存在的，且因为持续不断的整理，档案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而然得发展，如今大小各馆都已算得上整理清晰，积累深厚。而中由于档案学是外来货，档案学毕业及失业，档案管理又缺人，本质上还是并不是由实践自然形成的，加之历史烂帐太多，管理起来确实难度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