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抵抗满清最激烈最壮烈的就是东北的辽东汉人，对此我对东北同胞只能说一句：“非我民族，其心必异。”
辽东汉人抵抗满清（后金）的时间，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主要集中在1621年（后金攻陷辽阳）至1640年代初清军入关前夕，持续了约20年。
1621-1626年（约5年）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辽民大规模武装起义、投毒、逃亡，斗争最为激烈、普遍，遍布后金辖区。迫使后金调整统治政策（如计丁授田）
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铤而走险，英勇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①。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
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这样复杂、尖锐、动荡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果断地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 。
参考资料： 《明熹宗实录》卷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2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10。《满文老档·太祖》卷58、60、6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满文老档·太祖》卷65。
1627-1630年代辽人”军事集团（如毛文龙“岛兵”、关宁辽军）成为抗清主力，抵抗8年，结果被奇葩袁承焕杀了。
袁承焕杀毛文龙简直不可思议，也标志着明朝的官宦阶层彻底腐败堕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官宦阶层和帝王统治阶层都不可信，唯一可信的就是工人与农民组成的人民大军，汉民族在未来只能是在工人和农民手中，因为除了少部分铁骨铮铮的官僚和帝王，绝大部分统治阶层都有妥协性。
只有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族联盟才不会背叛民族。因为工人和农民都是被统治阶层都是民族的根基，而根基是不会像统治阶层那样背叛民族。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发动民族革命可以彻底推翻异族统治，那就是给人民以权力、给人民以民族性，让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民直到自己才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帝王将相这种统治阶级。
明末的失败恰恰是，人民民族化不足，统治阶级严重异化，如果说明朝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不是大明朱家天下的财产，团结起来的农民军可以轻易打败任何对手。
而明末则是儒家彻底变为儒教的时代，人民的民族性被阉割，明军的底层士兵不知自己为汉人，于是乎大量投降于满清，反观辛亥革命的革命军都受到过民族主义的启发，直到了自己的民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4个月中就轻松推翻了满清统治，如果明末那些明军的中低层士兵，知道自己的民族身份，知道要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那还有多少明军会大量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