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清楚一点，阿拉伯人的翻译活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翻译的动机出自于宗教和实际应用的因素，只关注关于哲学、科学与神秘学方面的希腊文本，对于古典文学与历史方面的希腊文本则不感兴趣。对于拉丁文本阿拉伯翻译家也同样不感兴趣，地位还远不如印度人的著作。
我们可以以公元10世纪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编纂的《书目》(Kitab al-fihrist)为例，这里面收录了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作，也收录了一些希腊的民间故事和炼金术方面的内容，对于希腊的古代文学与历史方面的著作和拉丁著作则没有收录其中。
阿拉伯学者把所谓的“希腊知识”分为三等：第一等的知识是可以服务于教义学和教法学的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包括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第二等知识是可以锻炼思维能力的希腊数学；第三等知识则是有实用价值或者神秘主义色彩的希腊知识，包括天文学与医药学，也包括占星术、炼金术和部分民间故事。至于正统的希腊古典文学、戏剧和历史，阿拉伯学者并不关心。
关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起因，已经有很多著述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从哈里发们本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这一独特而珍贵的赞助行为，大体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哈里发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很虔诚，赞助翻译运动与求知的宗教信仰直接相关。其中，创建了“智慧宫”伊斯兰研究中心的哲学家哈里发麦蒙，更是因爱好学术赞助翻译运动而得名。究其思想根源，有学者指出，“阿巴斯朝百年翻译运动的直接精神能动力量源自伊斯兰教所蕴含的‘神能型’崇知尚学精神：它宣扬知识是真主赋予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全美方式，是‘万代统治者’——人的‘主命’和信仰的试金石；知识分子是真主的‘意欲者’、‘列圣的继承者’和为主道而战的勇士。”在宗教求知使命的激励下，阿巴斯朝的统治者及其富人以履行神圣宗教义务的方式热情地修建医院、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并向知识界提供了充足的金钱物质资助。
其次，同样也源自伊斯兰教，它强调要运用实际知识致力于信仰的完善与提升现世生活质量，所以哈里发们赞助和鼓励学者们翻译了以分析论述和逻辑运用为重的工具——希腊哲学，以及在生活中有直接使用价值的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炼金术、医学等著作。可以说，对外来文化的译介，阿巴斯朝百年翻译运动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点。
哈里发们支持翻译运动的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则出于政治社会层面的考虑，目标为回应各种非伊斯兰异端思想文化运动，如“精迪格”现象和波斯人的“舒欧比耶”运动，以树立伊斯兰教的正统核心价值观地位。阿巴斯朝中前期，大批新皈依伊斯兰教的麦瓦利中的许多人之前是信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的有学问之人，他们在接触了解伊斯兰教之后，又在其中增添了自己带有旧文化因素的解释，外来文化的影响催生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学派之争”，虔诚的穆斯林将伊斯兰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异端统称为“精迪格”。尤其是波斯人，随着一些波斯贵族在曼苏尔至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获得重大权力后，一些有文化的波斯官员，开始声称波斯人在文化上不应该屈居阿拉伯人之下，并大力传播译成阿拉伯语的波斯文学，史称“舒欧比耶”运动，反映出了此时波斯影响的扩大。“舒欧比耶”运动，意为“多民族主义运动”，它否认了阿拉伯人的民族优越感，带有反对阿拉伯穆斯林特权的敌对情绪。“舒欧比耶”运动中的激进派甚至狭隘地嘲讽阿拉伯人，说“你们长期习惯与骆驼交谈，所以你们的语言粗俗下流，你们的声音不堪入耳。你们与同伴说话就像跟聋子说话一样。”——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化之争，阿拉伯学者绍基·戴伊夫认为“是波斯人中的精英，如巴尔马克家族、赛赫勒家族以及塔希尔家族最先点燃了欧舒比耶之火，波斯人围绕在他们的周围，他们的代言人各式各样，有学者、文人和诗人。”当时的宗教学派之争，以及“舒欧比耶”运动的冲击，使阿巴斯王朝在立国之后，因遭受到非伊斯兰文化渗透和影响而暂时出现了文化上的波动与分化。
此时的民族对立，虽初始于宗教文化方面的交锋，但由于后来增加了非阿拉伯新穆斯林的政治诉求，要求从文化、宗教乃至政治上与阿拉伯人平等，这冲击了阿巴斯朝阿拉伯贵族的至高统治地位，引起阿巴斯朝统治者们的重视。他们解决此项政治社会危机的措施之一正是翻译运动，其对策为选择性纳入。有学识的精英（即学者）对其他古代文化采取了多层次的有选择性利用，以定义自我和重赋其时代意义，阿巴斯朝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决定了翻译作品类型的选择，以及其他文化要素的纳入进程。换句话说，通过翻译运动这一特定的沟通方式，使游离在外的异议文化之要素，融合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之中，这样逐渐消除了文化震荡，增强了国家认同，缓解了社会对立，并借此塑造出了有新内涵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
——出自黄前明《文化触变论与阿巴斯朝“百年翻译运动”》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者看到的古希腊著作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绝不等于我们现代人看到的古希腊著作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著作版本实际上极为杂乱，有直接来自加洛林的拉丁文抄本和拜占庭的希腊文抄本，有从阿拉伯文与叙利亚文抄本翻译成拉丁文的版本，更有纯粹是当时托名造假出来的版本，主打一个群魔乱舞。即使是底本来自加洛林和拜占庭较为可靠的版本，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学者只能看到自己手中所有的一两个抄本，而无法进行全面的校勘。而我们现代人看到的古典著作底本基本上来自加洛林与拜占庭抄本外加考古出土的古典纸草卷，古典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行校勘，对于加洛林与拜占庭抄本的搜罗也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版本更多起到作用的是辅助校勘与差缺补漏的内容，即使是参考阿拉伯版本也是从阿拉伯抄本直译而不是参考文艺复兴时期质量并不算高的翻译。所以实际上现代人看到的古典著作要远比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能看到的古典著作可信与完善，并非是时间越早越好。